中国桥梁世界第一？十座桥里有一座危桥

　　高征铨曾无数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峡谷的上空，用桥梁把对立千百年的两岸连接起来。但他知道，有时“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间，与人搭起桥梁更难。

　　桥梁上的好时光

　　高征铨的一生，由各种各样的桥连接起来。

　　他说自己“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天津永和桥”，参加这个工程时他36岁，工程从启动到竣工，用了10年。也正是这10年间，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密。到了前年，在北京三元桥改造工程现场，这位75岁的老工程师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只用43个小时就完成了换梁，“旧桥变新桥”。

　　他还记得，1987年，自己参与建设的天津永和桥通车时，这座主跨260米的斜拉桥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到1995年，当他作为“首席技术顾问”站在铜陵长江大桥上合影留念时，脚下那座斜拉桥的主跨已经达到432米。再到后来，这个数据动辄就达千米。

　　铜陵长江大桥。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造桥的速度更快、雄心更大了。在这片国土上，近40年来新建的桥梁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桥梁总数早已超过了美国。“最长、最高、最大、最快”的纪录也不断被写进世界桥梁史，全球超过一半的大跨度桥梁都在中国。作为桥梁专家，高征铨完整参与了这场“大发展”。

　　不少人为这样的速度和规模欢呼雀跃，但在高征铨看来，在这样的高速前进中，有些事情也需要“慢”下来。

　　在三元桥改造工程中，很多人想创造出新的纪录。有人提出在12个小时内完成换梁，有人经过精密计算，得出了7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工程的结论。

　　高征铨一直坚持把工程时间设定在48小时内，“在对交通造成可控影响的情况下，留出冗余时间。”但最后工程指挥部还是对外宣布，改造工程会在24小时内完成。

　　施工中，每个模块的负责人都给出了自己最精确的数据，不允许有半点差错，“都很相信自己”。但这些数据组合到一起时，因为太过精确，忽略了实际工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导致了电脑“转不过弯”，最后造成死机。

　　“桥梁移到一半，整个液压系统全部停止工作了，最后手动操作硬把桥梁挪了出来。”高征铨说。

　　最后，因为多种没有预料到的原因，三元桥用了43个小时完成了“旧桥变新桥”。

　　这依然让全世界为“中国速度”震惊，在很多人眼中这几乎是不能可能完成的任务。

　　“什么事都要留出宽容度。”高征铨为这个工程捏了一把汗，“凡事都要留空间，否则最后就会顶牛。”

　　高征铨在三元桥改造工程现场

　　对高征铨来说，消耗自己10年“最好时光”的天津永和桥也造就了他最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为了这座桥，他每天都要跑去中关村，学习在重达两吨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计算软件SAP5。

　　当时已经出现微型计算机，但是大部分工程软件还只能在笨重的大型计算机上运行。大型计算机很少，每天都有人排队等着使用，轮到高征铨时往往已经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了。

　　后来高征铨组织团队，研究把SAP5移植到内存只有512Kb的微机上。为了这项技术，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计算数据。

　　“草纸能堆满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高征铨伸开胳膊，比画出房间的大小。

　　移植成功后，永和桥的计算速度和精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时，建造永和桥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等永和桥竣工时，高征铨也掌握了一套斜拉桥的建造理论。

　　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高征铨感到一切突然都“快”了起来。从1992年到2000年，他在工地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还记得有一年，广东省同时开建了4座特大桥。

　　这让他感兴奋，“赶上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才能的时代”。

　　他慢慢发现，工地上的技术指挥人员越来越年轻，有些人“大学毕业两年就去主持修桥”。再到后来，几乎每条关于大桥的新闻标题上，都会出现“最”或者“第一”的字眼。

　　“现在我们敢说自己是桥梁大国，但还不是桥梁强国，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体系还是落后的。”对于中国桥梁创造的各种世界之“最”，高征铨认为那些个别指标的提升并不能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到2015年年底，在中国已建成的近80万座公路桥梁里，有7.96万座危桥。这意味着，平均10座公路桥里，就有1座处于“危桥”状态。

　　相关统计显示，自2007年至2012年间，国内有37座桥梁垮塌，180多人在事故中丧生。这些垮塌桥梁中，近六成为1994年之后所建，桥龄还不到20年。

　　“我国桥梁的使用寿命，除少数重点关注的世界级特大型桥梁外，绝大多数桥梁质量没有与工程造价的增长成正比，有些桥梁建成没多久就出现大修，有些通车几年就重新进行桥面铺装。”一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最开始工作时，高征铨也被各种“赶超”“跨越”的口号感染过。为了提高工程速度，他把各种指标都控制在临界值。他甚至为了“给国家省点钢材”，搜索自己学习到的每一处知识，想要“抽掉任何一根还能抽掉的钢筋”。

　　如今，他却感叹“维护桥梁的工作量太大”。常年担任工程顾问的高征铨说，在工地上，自己“既有技术工作，也有人文工作”。

　　1993年，在广东虎门大桥的施工现场，工人在清理工地上的密林时，发现了虎门的古炮台。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要求停工，要先完成考古工作后再复工。

　　当时虎门大桥是广东省的重点工程，省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询问工程进度。

　　“当时他们(工程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头号工程’，什么都挡不住。”高征铨回忆，“每次文物专家来工地时，双方都是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征铨，曾经目睹过自己童年时经常在上面玩耍的城墙被拆除，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当即决定，“不能再一次对不起老祖宗。”

　　“文物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遗存，在现场，必须尊重文物专家，要耐心听他们的意见。”高征铨后来被授权负责与文物专家接触协调，他规定在谈判现场，工程方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发言，“其他人一说话老是觉得自己是重点工程，但是你必须深刻理解对文物有那么深厚感情的专家，他们真是把那些文物当成自己的命。”

　　即使已经过了20多年，说起这些事高征铨还是用手指敲着桌子，摆着头闭上眼，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最后，双方达成了“先考古，后施工”的方案，为此工程停了18个月。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高征铨碰到了来拍《鸦片战争》的导演谢晋。他告诉谢晋，“那些文物专家就像‘前清遗老’，但是我敬重他们。”

　　工地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高征铨都第一时间出现在冲突现场，从中协调。他还把自己形容成工地上的“黏合剂”，任务是把工地上的每一个部分都联系起来，形成凝聚力。

　　高征铨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个造桥工地，他的足迹遍布从鸭绿江到珠江的大部分国土。在数不清的旅途里，他忘记过带老花镜，忘记过带换洗衣物，但他从没忘记过带上那堆又大又沉的行李：一台照相机、两台彩色打印机和整箱的相纸。

　　他把镜头对准了工地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指挥部里的总工程师，还是被汗水浸透衣服的普通工人，这个参与许多知名工程的桥梁专家，都会给他们拍上一张照片，然后打印出来，送到他们手上。

　　很多次，在被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包围，空气里到处都是柴油燃烧味和钢材火星味的工地里，高征铨感到“所有人都像机器一样冷冰冰”。他想通过照片，给用数字衡量一切的工地带去一丝温情。

　　为了拍照，他每天凌晨就到已经选好的地点等待，那是“工人们的必经之路”。他希望为每一个工人都留下一份纪念，“每个人都拍上七八张，选最好的一张给他们。”

　　工人流动性大，有的两三天就离开工地。高征铨会把拍下的照片当天就打印出来，印上他们的名字、工程介绍，然后交给他们。

　　“盖一座桥要把大家的心拧在一起，让他们有参与感、荣誉感。”高征铨说，他会尊重每一个参与工程的人，“每一个工人都是一座桥梁百年寿命的关键点，用照片把他们的记忆留下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为了给工程参与者拍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征铨已经用坏了十几台照相机。

　　三元桥改造工程时，他提前把所有的工程文件、施工规范规整成一份操作手册。他“几乎两个晚上没睡觉”，把数据又对了一遍。然后把这份140多页的彩色手册打印出来，发给了25位现场指挥人员。

　　这些手册都是“定制版”，高征铨会把在手册扉页印上某个人的名字，“让他觉得自己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

　　“一些年轻人很奇怪，这个老头整天不睡觉，盯着打印机干什么。”高征铨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为了把这些手册及时发到指挥人员手中，日夜不停的打印机报废了两台。

　　就连在现场指挥交通的交警，工程结束后，都收到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送来的礼物：一本印有自己姓名的“操作手册”。

　　高征铨曾无数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峡谷的上空，用桥梁把对立千百年的两岸连接起来。但他知道，有时“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间，用这些相片和操作手册与人搭起桥梁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