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发生在古代会怎么判？

　　近日，一则“山东男子目睹母亲因欠债遭11人凌辱，刺死一人被判无期”的新闻，使得“正当防卫”议题再次成为上周末国内舆论的焦点，网络上的相关议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蔚为壮观。值此各路大能大显神通之际，笔者这里偏不说“正当防卫”，而是尝试探讨事件的另一面：有关血亲复仇，以及其来自遥远古代的“历史意见”--“为母报仇”到底该不该宽免?

　　山东的这起案件之所以如此热，除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有关“正当防卫”认定的现实困境，显然还涉及到中国人的另一种朴素情感：孝道。毋需讳言，虽然传统儒家思想历经几千年的起落和近现代的式微，但无疑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认知，。“辱母之仇不共戴天”，“母亲不救枉为人”，这些充斥中文网络的慷慨陈词，东亚文化圈以外的人多半是说不出口的，而有关“孝道”与“律法”的激烈碰撞，远非一时一日了。

　　两汉泛滥，屈法伸情

　　因“血亲复仇”问题而造成社会较大舆论震荡，始于汉代。此前的先秦，国家制度发育尚未完备，包括“报仇”在内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普遍采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认可的争端处理方式。《周礼·地官》里甚至有为报仇专门设置的官员“调人”，其作用主要是对“民间复仇”加以规范，使这项民间事业得以健康有序的开展：让有仇债者可以避居他乡，审查报仇是否合乎于义，报仇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等。

　　到了大一统的秦代，由于统治者信奉法家学说，规定民众必须“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私人斗殴自由被剥夺，违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先秦民间复仇之风因此大刹。至于儒家提倡的孝道思想，更是官方重点打击对象，秦地父子反目、夫妻互相告密揭发的记载数不胜数，连血亲复仇的社会基础都几近不复存在。不过，由于秦朝统治全国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原东方六国地区民众并未得到彻底的思想改造，给了其后接手政权的汉朝统治者很大的麻烦。

　　汉代以降，问题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汉承秦制，继承了一部分秦代的法治思想，但早期官方意识形态尊奉黄老之学，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是吸取秦代法律繁苛的教训，制定比较简省粗糙的律令体系，给民间按习俗解决纠纷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武帝以后，朝廷独尊儒学，东汉尤甚。从汉明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深入人们社会活动和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朝廷“以至孝理天下”。既然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有云：“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如果报父母之仇天经地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那国家律法将如何自处?

　　唯有调和。汉章帝建初五年，《轻侮法》炮制出台，根据此法，为遵从孝道而从事血亲复仇活动，触犯刑律者，降罪一等处理。如此一来，似乎法律与儒家道德规范达成了某种一致，既提倡了“孝道”，又体现了朝廷的“宽厚”，岂不妙哉?

　　可惜广大刁民并不能体察皇帝一片良苦用心。法令颁行之后，血亲复仇随之猖獗，出现睚眦之怨必报的现象。很多情况下，父母只是受辱，并无性命之虞，儿孙辈们却觉得尊严受到了天大的冒犯，动辄杀人以标榜孝道。由此造成的命案自然激增，凶悍刁民肆意妄为，甚至出现了为报仇在皇宫门口刺杀官员的事件，这就必须要管一管了。

　　唐宋谨严，悯情从法

　　两汉“血亲复仇”的纷乱教训，给历朝统治者以不小的困惑。只要继续崇奉儒家思想，高举“以孝义治天下”的大旗，民众为孝复仇就具备了正当性，官府在处理“血亲复仇”案件时就必然要损害法律的权威，“屈法而伸情。若颁布类似《轻侮法》这样的法律，又有鼓励暴力之嫌，民众惯于睚眦必报，轻率诉诸私力救济，也非治理之道，怎么办?朝廷自有耍滑头的伎俩。

　　唐代武则天时期，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徐元庆案。徐的父亲因为触犯刑律，被下邽县尉赵师韫处死。徐隐姓埋名，隐匿为驿站仆役，最终手刃仇人，并向官府自首。对于徐案如何处置，朝廷有过一番讨论：杀人偿命，况且杀的是朝廷官员，此人不诛，朝廷无威，国将不国;但徐为父报仇，属于大孝，轻易动刀，孔夫子那边不好交代。最后谏官陈子昂提出一个折衷意见：人还是要杀，以正国法，但不妨在此人坟墓前做出表彰，嘉奖他的孝义壮烈。此提案甚有创意，朝廷上下一致赞许，并成为”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经典判例。

　　不过，徐案的处理看似左右圆通，法礼兼顾，实有自相矛盾之处。此案发生之后一百年，柳宗元写了一篇名为《驳复仇议》的奏议，一针见血得指出：如果当时徐元庆的父亲属于被无罪错杀，冤屈不得伸张，那么徐元庆根据孝道的报仇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合乎公平正义，但既然如此，执法官吏就应该向他谢罪，为何要把他处死?倘若徐的父亲确实是有罪被杀，那么徐的报仇就不合乎于义，根据《周礼》，不合于义的报仇是不值得推崇的，为何又要表彰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