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后“老帅座谈会”：提议改善中美关系

　　核心提示：应该说，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对外战略调整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论证。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回忆说：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11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

　　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种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1500名代表的投票，我得票最少，仅808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

　　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分别担任军队的重要职务。

　　但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又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和某军军长李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看，毛泽东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对林彪集团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

　　中共九大前后，1969年3月5日至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陈毅牵头，成立了一个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的“国际形势研究组”，座谈分析国际形势，就重大国际问题向中央提出战略性意见。

　　这一重任，表示了毛泽东在一些国际性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信任。

　　在“老帅座谈会”开始之前，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由过去的“论战”、“文斗”演变为武装冲突。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向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制造了“珍宝岛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

　　就在“老帅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苏联军方正在调兵遣将，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1969年3月4日至12日，苏联军队和军用飞机，连续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3月15日和17日，苏联军队以飞机掩护，出动坦克、装甲车向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此时，中苏边境形势极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等老同志以对国家安危高度负责的精神，先后举行23次国际形势座谈会。

　　老帅们经验丰富，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对中苏边境的形势、中国方面反击苏联军队武装入侵的作战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示，要陈毅等四位老同志，一是分别在北京四个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周恩来对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并就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对陈毅等老同志说：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你们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

　　同时，周恩来还委派对国际问题有深入了解的熊向晖和姚广列席“老帅座谈会”，为老帅们做具体工作。

　　在6月27日下午的“老帅座谈会上”，陈毅首先发言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联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过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老帅们经过六次讨论，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即从国际形势看珍宝岛事件等研究报告，呈送毛泽东。

　　老帅们的这些研究报告，对中苏两国关系和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进行了正确分析和判断，提出了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僵持局面等重大战略性建议，为中国外交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难局面，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陈毅的女儿姗姗回忆说：

　　1969年3月5日至10月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父亲为召集人，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一起开了23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就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等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个报告。

　　老帅们认为，美苏的争夺和矛盾是第一位的，因此，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我安全构成的威胁比美国大，因此，我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中美关系僵持局面。

　　在当时“文革”极左思潮的压力下，工作人员担心这个建议可能会被人扣上“右派”的帽子，但父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同年12月，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

　　应该说，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对外战略调整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