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真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64年6月17日，王永成(前排中)调离昌乐县时，县委一班人为他送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