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志强流氓罪细节 流氓罪冤枉了多少人

　　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是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160条(归入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规定的一种罪行。

　　流氓罪的规定比较笼统，在实际执法中难以界定，把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定为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而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的弊病，这一名副其实的“口袋罪”影响到执法的严肃性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因此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取消，而将其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现在来看，流氓罪及其相关的案件，更像是一个幽暗年代的黑色幽默。不知有多少倒霉蛋，在沦为悲剧的同时，还沦为笑料。这个由专横而虚伪的公权力所炮制的笑话，直到今天仍未完结。

　　最后登场的主角是一个叫牛玉强的北京人，他的青春曾被流氓罪撞了一下腰，从此青黄不接，厄运不断，乃至在此罪名被取消多年以后，还要为那一段荒诞的历史埋单。

　　当流氓罪遭遇“严打”

　　牛玉强的悲情史，有两个关键词，像红字一样永世难灭：一是流氓罪，二是“严打”。

　　先说后一个。牛玉强生不逢时，赶上了1983年“严打”。据北京市中院制作的刑事判决书所示，那年5月某一天(判决书连具体时日都未标出，可见疏漏之程度)，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另有一起，牛玉强一伙与另外几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给对方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上并无法医之鉴定。根据这两起犯罪事实，牛玉强被处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重刑倒也罢了，谁不晓得，在严打时期，所谓罪刑法定，只是一个廉价的摆设。乱世当用重典，刑罚正如驴打滚，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纵一个。令人费解的是入罪：牛玉强的行为怎么能和流氓罪发生关系呢?用今天的法律眼光视之，即便枉用三尺之法，那也可以定故意伤害罪，法律逻辑更能自洽。

　　回头再说流氓罪。按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考证，“流氓”原指丧失土地家园与灵魂家园的人，其涵义随时代的延宕而逐渐狭隘化，最后演变为一种伦理之恶，遭到了国家家园的厌弃;并作为一种罪名被纳入律法之治。1979年，新中国《刑法》第一胎诞生，第160条即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对勘法条，你就明白，牛玉强为什么要处以流氓罪：他抢人帽子，属于寻衅滋事;打群架，属于聚众斗殴。

　　彼时，流氓罪乃是一个无涯无际的口袋罪，不论是萝卜青菜，还是歪瓜烂枣，都可以往里装。看当年案例，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判流氓罪;一个小青年，和朋友打赌，敢不敢亲一个姑娘的嘴，亲了，就是流氓罪……

　　当年最著名的两个流氓，一是喜欢跳舞而被认为是生性风流的西安妇女马燕秦;一是“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的歌手迟志强。这二人的罪行，换作今日，不要说判刑，路人甲会觉得，把道德口水吐他们身上，都是一种浪费。因为这种事再也寻常不过。若以迟志强为标尺，那么陈冠希之流足可枪毙十次。

　　但在当年，迟志强获刑四年，已经是法外开恩;马燕秦则直接判处死刑。

　　如果说“严打”是政治专制，流氓罪则是道德专制，两大毒物撞在一起，必将寸草不生，血流成河。马燕秦的冤魂，迟志强们的自由，不过是它们脚下一堆无辜的炮灰。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牛玉强的悲哀不必再提。他的幸运在于，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缓了两年，从而捡了一条小命。1984年底，不满20岁的牛玉强被投往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此后由死缓减为无期，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18年，然后是保外就医。牛玉强的命运，渐渐走向平静。

　　吊诡的是，1990年11月，牛玉强因患空洞型肺结核而回京住院，翌年夏季，新疆监狱方面派来考察组，评估了他的病情，作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然而，此后数年，监狱再未过问。

　　1997年，牛玉强结婚成家。恰在这一年，《刑法》作出修订，终于废除了笼罩在他头上的流氓罪。这可谓双喜临门。

　　可到了2004年夏天，命运再次出了岔子。牛玉强二番入狱。原来，在他保外就医期间，监狱曾经多次来信和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上通缉牛玉强，将他列为逃犯。被捕后，警方说，牛玉强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随后却改口：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日释放顺延到2020年4月28日。

　　至今，牛玉强仍在监狱服刑，罪名依然是已经废止了13年的流氓罪。是故，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争议由此而生：牛玉强是否还应该服刑，以什么罪名服刑?

　　其一，依《刑法》第12条，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所以，即使在今人看来，流氓罪就像女人的裹脚布，早就应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是恶法亦法，针对牛玉强的荒谬判决并未失效，作为流氓罪的政治遗物，牛玉强与法治的姻缘，迂腐而残酷。

　　其二，牛玉强的刑期怎么算呢，我以为这才是焦点。这里必须插一句，恶法亦法之所指，是法治的形式，而非实质。我们可以最保守的姿态捍卫法治的形式，却必须以最激进的气魄追寻法治的实质。

　　在我看来，从1990年至2004年，牛玉强保外就医的这14年，皆应计入刑期。这是因为，一方面，牛玉强逾期未归，他有责任，警方的责任则更大;另一方面，在保外就医期间，牛玉强一直以戴罪之身要求自己：如每月初，他都在父亲陪同之下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据法规，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所以他并未出门找工作。如此说来，我认同警方的先一种说法，牛玉强服刑至2008年4月即可。

　　在2008年4月以后，牛玉强在监狱多囚禁一天，中国法律就多了一分耻辱，公权力便要为这一天的新罪行埋单。我们期待牛玉强能够早日恢复自由之身，同时，他所沦陷的自由，可以到《国家赔偿法》身上找到相应的答案。

　　1997年，流氓罪被废止，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然而，流氓罪虽然消失了，刑法哲学却未能摘下道德眼镜，道德入罪与言论入罪一样无处不在。

　　法网恢恢，牛玉强们不过换了一副面孔，一个罪名。该冤枉的还是被冤枉，该逍遥法外的还是在逍遥法外。后一种人的代表，名叫林嘉祥。

　　所以，判定牛玉强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似乎为时过早。流氓不会绝种，刑罚杀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