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为何不愿意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今天看起来，99年前的中国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在重回北京的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的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

　　到了1905年清政府把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一些纲领。

　　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笔者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那里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新疆咨议局”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