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自我评价 称自己是“中间派激进分子”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美]罗斯·特里尔，原题：毛泽东晚年痛斥极“左”思想称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由于促成了澳大利亚工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长的亲切接见。值得回忆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同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会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对我说：“你是八点钟的太阳。”我那时只有32岁，不明白这番美言。郭沫若解释道：“中国人把一辈子分成三部分，35岁前是青年，35到55岁是中年，56岁以上称老年。我对周恩来说，应该还有另一类，75岁以上尊为‘超级寿星!’”但郭沫若接着说，这听起来很像“超级大国”。

　　郭沫若向我问起费正清，及埃德温·赖肖尔。费正清是哈佛的终身教授，与我共事。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又到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曾在日本传教。”当我提起郭沫若早年翻译过包括歌德和尼采在内的作家作品时，他说：“如今我们不读这些人的书了。”当我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暗指现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

　　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激情洒脱、气势恢宏，令无数中国人折服。他陪我到会场时，谈到了他最感兴趣的语言改革。他说：“拉丁化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很难推广实施。50年代的孩子把拉丁文字写在汉字旁边，但当他们开始写汉字时，就把拉丁文字忘了!”【汉字拉丁化方案指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译者注】

　　当然比起解放时期，现在让中国人识字是当务之急。郭沫若说：“继续简化汉字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在普通话完全普及之前，我们不再考虑拉丁化了。不然，中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各自说不同的语言。”

　　我曾读过梁漱溟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是我向郭沫若问起这位作者。郭沫若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受佛教影响的哲学理想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与梁漱溟就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发生过冲突。郭沫若说，“人们说梁漱溟是一个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人，但40年代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上来要打我。他在为美国辩护。我觉得马歇尔想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帮助国民党。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梁漱溟不想那样说，因为他不相信是那样。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声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说!’”

　　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红卫兵偏离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造反，造成社会混乱不堪。在工厂和学校值勤的士兵建议建立新的军队领导，解散红卫兵。于是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社会恢复了秩序。但我发现6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发展，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诉我，他后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我也知道，中国失去了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支持。

　　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可以从王府井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一座双层砖砌的防空洞从王府井书店一楼开始修建，向地下和两旁延伸。施工期间书店部分关闭。这一措施当然是为防备来自苏联的威胁。防空洞竣工时，整个书店恢复营业，防空洞的入口是隐蔽的。外交部一位官员告诉我说：“我们建造的防空洞要把全体北京人都保护起来。”

　　我参观了公社、学校和工厂后，心中不免疑惑。把“极‘左’派”和“修正主义者”混为一谈似乎忽视了左倾与右倾思想的真正区别。参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旧址时，我不相信陈独秀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也很难说清楚，有人说好，有人则完全否定，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我在想，如果“自留地”没有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数百万旧社会的地主仍然因为家庭背景而被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呢?

　　我质疑：像大学这样并非军事力量的用武之地，革命委员会手里的军事权力还能在大学这样的地方持续多久?工农兵三方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还能成为平等和谐的伙伴吗?在北京大学，我问罗伯特·温德(他长期住在校园里)，晚些时候是否能在电话上同他深入探讨一些问题。由于房间里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温德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不相信电话，写信更安全些。”

　　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

　　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华丽壮观，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配有按铃，可唤来满头银发的服务员。与我们同住那间饭店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第二天又来了法国国会代表团。惠特拉姆唯一的烦恼就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惠特拉姆在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闲聊时，他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观看戏剧演出中间休息时，我同来自华北的一位官员谈起上海人的性格。他很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很快地摆了摆手补充说：“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沉稳。北京人比较安静，想得更多些。”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然成为中国人每日的居家之处。外滩大道重新属于当地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曾经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在日记中还写下：“我快要离开上海时，看到了中国求发展的热情正日益高涨。我感觉到，如果十年后再到中国，我将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那里个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正如我在80年代中期设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