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周恩来对某领导下令：专家被抓走了我拿你是问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徐忠，原题：周恩来的严实精神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两弹一星”的总指挥、“大管家”、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发射而呕心沥血的许多秘事，由于是国家的特级机密，加之周恩来历来反对宣传自己，而被尘封多年。现在，根据已解密的史料和亲历亲闻者的相关口述史料，撷取周恩来的历史功勋与严实精神之要点，以飨读者。

　　早在谋划创建新中国的同时，周恩来就远见卓识地着手筹划“两弹一星”范畴的高新科研项目

　　早在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致电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任团长，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的清华大学教师、原子核科学家钱三强是成员之一。钱三强提出利用开会的机会，带些外汇，托其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购买用于原子核研究实验的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图书、资料等。当时战争还在继续，经济十分困难，外汇更为紧张。但周恩来收到请示后，立即表示赞成，并详细交代了外汇支付方法和仪器设备运回的办法。当时因为冷战形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后来从英法回国的中国核科学家用这笔外汇购回了仪器和图书。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1952年5月，周恩来主持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问题，征询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原航天部法规司司长焦勇在《周总理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指导》一文中说：“同其他各部比较，周总理对航天部的关心更多，所花费的心血也大，讲话、指示也最多。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我们编写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共出现过200多个人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数十次，是最多的。”

　　在狠抓“两弹一星”研制的全部工作中，对于核能与火箭人才队伍，周恩来特别重视，尤其突出的是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核能与火箭专家回国。在他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国，成为核工业领域挑大梁的人物。特别是中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摆脱美国羁留得以回国，完全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受周恩来委派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王炳南大使曾回忆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美国阿诺德等11名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钱学森一家四口于9月17日，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先后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在叶剑英、陈赓陪同下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向钱学森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请你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这个研究机构?”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写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第五天，即当月的21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字、句、标点都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写上“钱学森”的名字，让人打印6份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在研制原子弹三人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方案，当年12月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开始建设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国防部五院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据“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回忆：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总理对我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在这一年的5月底6月初，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与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形成了中国研制导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对于顶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来更是予以特别的关怀。他曾向聂荣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不只是对钱学森，周恩来对所有从事“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也都是这样关怀、爱护和信任的。他经常对“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切实担当起领导研制人造卫星的重任

　　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第二次讲话，谈到形势问题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当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但因那个年代，国内到处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人类新天地”“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违反科学规律的浮夸风盛行，加之国际上对中国封锁与打压的严峻形势，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起步就异常艰难。1958年8月，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嚣，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以后又不断把对中国的核战争威胁连续升温，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于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前全部撤完。当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撤走回国的同时，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了。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停止按合同向中国供应配套设备，使得中国正在建设的核工厂停工、中断。就在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同时，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困难重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会上，刘少奇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建议，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表示中央专委要请周总理出面抓总。10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最近，核工业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聂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防工办。”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专委办事机构———中央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为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