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沉着冷静、勇敢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赵去非经过考察发现，与洛川邻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派、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犹豫，迟疑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信任，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心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资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全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战友。

　　1940年初，共产党控制了甘泉县，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国民党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乘机要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国民党控制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安排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

　　一天，赵去非在富县突然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来投诚的特务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声称自己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酒席上，赵去非打听驻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情况。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吧?”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进行了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歧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面对同志们的疑惑，赵去非解释说：“王忠岐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他的上级也在考察他，人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岐毕竟向我们供出了几个人，大家就等着看特务们‘窝里斗’吧!”果然，王忠岐从边区政府控制的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歧处死。

　　边区保安处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消息后高兴不已：“这出戏真是比《蒋干盗书》还过瘾啊!”赵去非说：“大家别急，戏还没有演完。”他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处死后，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最后闹得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