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宣称要肃清党治之弊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12月25日，一个叫王克敏的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他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
两个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
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
抗战史学者经盛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经盛鸿说。
北平抗战幕后黑手
据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
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高唱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的战歌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
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早已出现在日军桌上。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经盛鸿还会冲口而出：“大汉奸!”
潘毓桂被逮捕后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人唾弃。
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至于对29军的出卖，他的理由则是：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在战事初开即已“下水”。日军控制北平后，轮到王克敏粉墨登场了。
“心中十分欢喜”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对本刊记者说，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张同乐说。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按照经盛鸿的说法，伪政权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但是这些“政府”的成员都由日本当局决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见，更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据称，王克敏曾想劝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诫“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
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对天皇自称“外臣”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在他们负责运转的临时“政府”内，驻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渗透到各部门及下属各省市。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将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这两人很快被当时的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1938年2月，戴笠致电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令其对王克敏相机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车驶入军统特工视线，陈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动人员准备。随后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遗憾的是，此次刺杀失败。
但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渤海大学历史学者问昕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至于潘毓桂，伪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北平伪警察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曾在记者会上发言称：“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
难逃一死
在汉奸竞争中，王揖唐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提议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经盛鸿等学者介绍说，由王揖唐担纲的“新民会”强调“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并意图把华北全体居民都吸收到“新民会”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训练机构，对华北实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军决定扶植中国汉奸部队。王揖唐开始整编华北“治安军”。比如，他把原在密云、平谷担任警备任务的警防队4000人改编为“治安军”，还将六个团的兵力集中于通州地区训练，使之能独立作战。
当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表扬华北治安军“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次年，在伪新民会协议会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通过各类经济组织掠夺中国资源。
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显示，日方曾供认，该“委员会”曾“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以及对日供应战略物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
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
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