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人为何多数都喜好男色?

　　2010年6月27日，冰岛颁布相关法律，承认同性恋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和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女作家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成为全球首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

　　据考证，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出自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断袖”(出自汉哀帝和他的男宠董贤)、“安陵”(出自楚共王和男宠安陵君)、 “龙阳”(出自魏王和男宠龙阳君)等。而“契若金兰”、“莱户对食”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

　　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此风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清代为何多同性恋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中国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编者注)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采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

　　郑板桥71岁时，曾与时年48岁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郑板桥说：“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姣好少年，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我要能参与朝廷立法，一定将律例中的笞臀改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此后，袁枚多次对朋友引述郑板桥之志，嗟叹说：“郑大(即郑板桥)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袁枚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青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也有记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袁枚还在自己的著作《随园诗话》与《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记载了多则同性恋的故事。

　　毕秋帆，名沅，是清代著名才子，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陕西、山东巡抚，湖广总督。他也是个同性恋者，一直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则是他落魄时所结交的伶官李桂官。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云：“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余识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艺称之。”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也说，毕秋帆本好龙阳，他任陕西巡抚时，幕中宾客也大半是同性恋者。毕秋帆的同性恋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著名小说《品花宝鉴》的主人公田春航以他为原型。

　　在太平天国当中，诸王颇好男风。尤其是东王杨秀清很喜欢这一口，他的宠嬖有侯裕宽、侯谦芳等。他曾经阉割幼童以供使役，选择其中姿容秀丽者敷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

　　另外，在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一书中，蒲松龄也曾大评同性恋，可见这一现象在清代社会之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