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童贞观”从至宝变为耻辱：处男要被鄙视

　　核心提示：在近一百年的时间跨度里，日本的童贞从至宝变为耻辱，围绕着童贞的权力话语体系印证着福柯的结构主义理论：社会权力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的肉体，话语对它所指陈事物的排斥与压制是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主流话语与被压制、被打倒、被破除的事物时刻参与着真理—谬误的权力游戏。

　　日剧《逃跑可耻但有用》第八集剧照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戴桃疆，原题：处男可耻且无用：为何在日本处男会被人鄙视?

　　在创下日本民营电视台收视率历史最高的热门日剧《逃跑可耻但有用》中，男主角因为害怕被发现自己三十五岁仍然保有童贞，断然拒绝与可爱的契约娇妻发生关系。男主角难于启齿的心情并非不能理解——在日本，三十多岁的童男子身份可是比逃跑更加可耻的。

　　起初，日语中“童贞”一词仅与宗教相关，源自圣经中玛丽以处子之身诞下耶稣的故事，专指天主教修女。例如1874年设立的横滨双叶学院，前身为“法语童贞学校”就是一所培养修女的专门学校。

　　伴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童贞”逐渐脱离了宗教语境，随西方思想进入社会观念领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纳入日本词典《广辞林》时，“童贞”被定义为“未曾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像儿童一样贞洁的女性”。在当时，无论男女婚前皆视“童贞”为珍宝;而二战之后日本的童贞观念陡然转向，童贞的地位飞流直下三千尺，童贞可耻也无用，从必须守护的至宝变成了必须舍弃的东西。那么这个180度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童贞即珍宝

　　欧美十九世纪末产生的性病恐惧与现代医学观念一道深入日本，日本社会开始了解到性病的传染性和传染方式，社会性观念和性风俗也开始转变。而“童贞”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并形成“童贞面前，男女平等”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阅读是当时日本社会观念传播的主要手段。明治五年(1872年)八月颁布学制令后，以“自仅以后，期望于一般人民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政策目标，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正处于巅峰状态，大量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涌现。对这一派别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北村透谷信奉基督教，将宗教思想中的贞操观念倾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之后的作家逐渐淡化了其宗教思想色彩，而将婚前守贞的行为与道德挂钩，热烈赞颂童贞;同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肮脏龌龊的卖春妇和嫖客形象。在当时社会性病恐慌的大背景下，这种描写很容易为读者认同，“童贞”被渲染上一层神圣的光环。

　　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左翼组织十分活跃，女性平权运动也开始在争取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中兴起，社会只重视女性童贞的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其中，女性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平塚雷鸟(平塚らいてう)颇具有典型性。

　　平塚雷鸟本人是社会贞操评价不平等的受害者。1908年，平塚与夏目漱石的门生森田草平相恋，森田时任平塚的老师，已是有妇之夫，两人于三月末的晚上搭乘往奥盐原方向的电车出游，途中森田企图与平塚一起殉情，失败后，森田将此事写成小说《煤烟》，由夏目漱石作序出版，因此，殉情事件也被称为“《煤烟》事件”。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森田的举动，而在于平塚是否仍然保有童贞。

　　日本社会片面要求女性婚前守贞，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平塚投身社会运动后，从1915年起开始同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就童贞问题展开长达五年的论战;1920年她在“新妇女协会”会刊《女性同盟》创刊号上将论战拓展到男性婚前守贞问题上。平塚认为在认同恋爱是婚姻基础的大前提下，男性希望自己的妻子婚前守贞，按照平等原则，那么丈夫也同样应该在婚前守贞。同时，平塚发起向国会请愿活动，要求制定法律限制患有花柳病者结婚，并准许女性与花柳病患者离婚，1923年日本政府开始打压日本共产党活动后，活动停止。

　　平塚的政治诉求虽然没有实现，但在现代医学和女性政治诉求表达的共同作用下，男性婚前守贞的观念在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了认同。男性童贞论战虽然爆发于1920年，但早在1885年福泽喻吉所著的《品行论》一书中就有所提及;1895年，教育家严本善治还曾专门写作一本名为《男性的贞操》讨论男性性行为选择问题(严本并没有明确号召男性婚前守贞，而是建议男性应同女性一样慎重对待性行为)。在日本左翼思想盛行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思想进步的标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轻人本着平等原则自愿守贞，男性童贞与女性童贞一样，在这一时期都被视为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