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国民党恐怖暗杀历史

　　“暗杀时代”不仅存在于同盟会时代，它延续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年月。本文上述的暗杀未遂事件，相当平庸，从相关报道看，革命党的爆炸对象指向政府机关。但并非所有的炸弹案均如此。从当时媒体报道可知，党人惯用炸弹等暗杀手段，时或针对无辜百姓，已是舆论界的常识。

　　1914年11月20日，在被提验正身后，革命党人尹宝华被绑赴北门外枪毙了。与尹宝华一同受此极刑的，还有孙嘉滨(又名孙小登子)、陈益盛(陈懋之)和聂得映(聂春山)三人。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党人”——— 这是彼时官方对国民党的习惯称谓。

　　尹宝华从被捕到赴死，只经过两天时间。按上海《申报》的报道，他11月18日在怀宁县马号后被安徽省探访局抓获，从其身上搜出私刻的管带(军事职官名称)章戳、名片、委任状、徽章、保证函及名单等物。拘拿回探访局后，由王局长亲自开庭审讯。据尹宝华供认，他是受上海革命党人吕伯樵指使，以代人谋事为名，召集壮丁，约好满百人后即通报上海。按计划，吕伯樵会暗运炸弹来安徽，分派到各重大机关引爆，先将重要人物炸毙，然后从事抢劫，吕伯樵将带人来安徽接应。

　　王局长将此案呈奉将军批示后，即将尹宝华枪毙。另三个共同赴难者，是长江巡阅使张勋和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押解来安徽的革命党人。

　　这是一百年前，中华民国政府与革命党斗法的一段小插曲。它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以至于在当时既未形成舆论风暴，事后也被史家所遗忘。此案所涉及到五个人名字，在历史长河中，均属默默无闻之辈。如果不是查阅旧报纸，这一段旧公案恐无重见天日之机。

　　当时的大总统是袁世凯。虽然有白朗军作乱，但他权力看上去还算稳固，《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刚刚公布，二次革命在一年前被镇压下去之后，起义难成气候，革命党反抗的方式更多是制造炸弹案，重复晚清时期对付朝廷的路径。

　　“暗杀时代”延续到二次革命之后

　　从当时媒体的报道看，广东省是爆炸案的高发区。下文是《申报》1914年12月25日的一则短讯：

　　广州电：谢贵甫担任广东党人伪前路统领，以港币二百元、银币二百元，运动兵士以炸弹轰毁子弹库，事为连长黄炳坤知悉，将谢贵甫就擒。又，将军署左近双槐洞街罗士清亦复暗设机关，希图轰毁行署，亦经侦探颜锡仁破获，并获党人王永昌等八九人。一时人心非常惊惶。

　　不独广州人心惊惶。紧接着这条新闻之后是一则西安电，说的是“陆将军到西安政躬时常不豫，整顿军队防范党人非常吃紧，恐精神不到有误大局，故特请任命刘承恩为全省帮办军务”。西安同样精神紧张，防范党人。革命党四面出击，但大多都还没来得急出手，就被抓个正着。

　　此前的历史研究，更偏重于同盟会时期的暗杀。已逝历史学者高华五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文章中高华说，“很显然，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属于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他特别指出，同盟会的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暗杀。后者的特点是祸及平民或者就是针对无辜百姓，以此达到恐吓、要挟对方的效果。这种拿平民百姓当政治筹码和报复泄恨工具的行为，是所有暗杀事件中最令人鄙视、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

　　我很难直接反驳高华的观点，因为我对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没有研究。但我查阅史料得知，同盟会1912年和统一共和党等重组为国民党后，在反抗袁世凯统治的过程中，是实施过恐怖主义的，这当然也间接地让我对上述论断产生怀疑。

　　“暗杀时代”不仅存在于同盟会时代，它延续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年月。本文上述的暗杀未遂事件，相当平庸，从相关报道看，革命党的爆炸对象指向政府机关。但并非所有的炸弹案均如此。

　　广州东堤长安酒楼爆炸案

　　1914年12月17日，大总统袁世凯曾下发一则申令。申令中援引了督理广东军务的“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此前呈送大总统的电文，内称广东抓获乱党布子静等人，布子静供称，先后在广东省城正南街、双槐洞、长堤酒楼等处投掷炸弹，伤毙男、妇多名。余犯供述亦同。龙济光已将他们按法惩办。

　　袁世凯在申令中说：“乱党潜赴该省，掷放炸弹，经该将军督饬缉拿，先后捕获制造人犯多名，搜出危险物品多件，业已全数破获。兹据供，系被孙文、邓铿等派遣。此等残忍酷毒行为，既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而各犯迷途误入，亦复同罹刑诛，言之曷胜痛愤。仍着该将军巡按使申戒军警严密防缉，勿使乱徒匿迹伺隙思逞，致扰治安。此令。”

　　在这里，袁世凯称“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的投掷炸弹行为“残忍酷毒”，虽不及“恐怖主义”更为精准到位，但也点破此种革命行为的性质。

　　布子静等人，被控在长堤酒楼等处制造爆炸案，伤害平民，此事媒体早有报道。在袁世凯发布上述申令之40余日前———10月30日，《申报》报道称，“广东电：径日晚亥刻，乱徒在长堤水警厅后墙抛炸弹，砂地炸烂，厅无伤。沁日晚亥刻，又在长堤长安妓馆抛炸弹，声势甚烈，妓及路人伤毙数十，无伤及要人。是晚军警巡防周密，全城安谧。勘日，警厅出示，劝民不必惊扰。”

　　径日，是25日;沁日，是27日。两起爆炸案发生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特地给上海镇守使和道尹发函，说明此事。长堤长安酒楼(妓馆)的爆炸案，发生在10月27日，李国筠称，该案“炸伤十余人，后查悉，被伤者均系道旁小贩及行路之人，并无重要人物。此种无意识举动，显系扰乱治安，现在严密搜查。省垣人心尚为安谧，恐远道传闻失实，特以奉闻，并祈转沪上各报馆为盼。”

　　《申报》刊发了这封来函，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又据广州电称：“二十七日炸弹案伤者达百余人，警察谓投炸弹者当非革党，必系索诈财物之匪徒。官场稽查綦严，华人深恶抛掷炸弹之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相矛盾的信息。广东巡按使称十余人，但媒体则报称百余人，相差非常巨大，且均称只有伤者。但接下来更为详尽的信息显示，爆炸案还造成二十余人死亡。

　　在10月25日长堤水警厅的爆炸案发生后，广东军警即加强了戒严，但“为镇定人心计”，不仅禁止报界刊发消息，也“不许行人谈论”。两天后恰逢重阳节，因扫墓人聚集，军队特地对此“稽查极严”。整个白日平安度过，却不料到晚上八点多，又在长安酒楼发生爆炸案。当时酒楼饮酒作乐者甚多，炸弹从海边飞来。媒体分析，大约是革命党人先在海上乘舟窥伺，认为军界诸多要人必在酒楼内，可以聚而歼之。谁知楼上饮客一无伤损，伤毙者多是堤边苦力和过路行人，“有裂肠者，有断手足者，伤心惨目。”

　　广东媒体报道现场细节称，8时45分，爆炸发生地在长安酒楼门前骑楼底的右侧、上海酒楼的左侧，当场炸死不知姓名男女16人。另炸伤24人，除岗警马庆、济军(广东镇守使龙济光部队)王材外，其他人亦不知姓氏。爆炸威力巨大，长安酒楼的头座家具和上海酒楼铁栏均被炸毁。

　　案发后，广东水陆警厅即派警察驻守现场，于酒楼附近搜查，终在东堤广九铁路车站旁抓获数名嫌疑人，皆身怀凶器，但其是否正凶不得而知。龙济光将军和李巡按使为防“盗匪趁机扰害良善”，还下令将东、北、大南各城门暂时关闭，并将德宣街铁闸紧闭，以保治安。

　　龙济光亲率军队出城巡视，并令警厅速电医院前往敛埋尸体。军队寻见钢制弹壳两块，得知该弹是三角圆形，横炸力比两日前水警厅案更烈。

　　官方隐瞒伤亡，试图去政治化

　　接下来警厅的布告，虽未透露伤亡具体数字，但其措辞中使用的是“伤毙之人”，可知此前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炸伤十余人”的说法有误。以李国筠的职务身份，在给上海去函时，显然应知有死亡之人，可见其有对外瞒报之主观故意。当时广东媒体尚被禁止报道此事，故其可随意对上海披露伤亡数字。

　　当时官方不想承认的另一事实是，此案是政治案件。爆炸案造成人心惶惶，坊间传言是“乱党”举事。警察厅布告对此进行辟谣，称“若辈次等举动，不过志在荧惑社会人心，诓骗乱党财务，徒博凶残二字，于乱党绝无关系。”

　　警察厅进一步称，两次爆炸案，或在水警厅后隅僻处，或在妓馆酒楼，地点绝非重要。此次伤毙之人，多属劳力之辈及过客小贩，究其目的所在，无非妄行暗杀，自残同种，这种大乖人道的行为，“彼所谓政治革命之乱党当亦不忍出此下策，此可证其决于乱事无关也”。

　　警察厅长还对市民道歉说，他手握警察重权，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责，未能事先消弭爆炸案，致令无辜人民遭此剧惨，自问诚无以对我地方，惟有广购线眼，督率兵警，严为防缉，决不令此凶残不逞之徒得以逍遥法网。他保证说，省会军警已密布大局，确保无虞，并呼吁大家务须镇静态度，照常安业，不要自相惊扰以致堕入“匪徒煽惑术”中。

　　当晚抓获的嫌犯，很快被确认无辜。此后抓捕的布子静等人，招供了此案。他们正是革命党人。龙济光在给袁世凯的函中汇报了此事，媒体也对此予以披露。至此，长安酒楼爆炸案是党人发动的政治案件，官方已无可掩饰。

　　暗杀平民，何以被忽视和掩盖

　　长安酒楼爆炸案只是当时一系列爆炸案中的一个。媒体的报道显示，革命党人策划了这些爆炸案，其中部分案件有针对地造成平民伤亡。上海《申报》对之报道甚详。《申报》是当时主流大报，并无明显的党派色彩，故其报道相对更为可信。史家即便认为报道不客观，亦可以证据反驳，但切不可将这些报道完全忽略。

　　公允地说，革命党人当时的暗杀，主要目标是政府官员，但可能是因为操作不易，故转向平民。他们诚然是有勇气的，只是在被乌托邦式的理念洗脑之后，魔来固然杀魔，神来也必然杀神了。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滥杀无辜，如果能够构成对现存秩序的一种扰乱，也自然会被采纳。

　　从当时媒体报道可知，党人惯用炸弹等暗杀手段，时或针对无辜百姓，已是舆论界的常识。奇怪的反倒是一百年后，治史者却多在此问题上失明。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大半惯于人云亦云，另有部分虽在史料爬梳上颇有作为，但囿于政治正确的先入立场，选择性遮蔽了不利于己论的信息。在民国以来的政治史上，真正有建树者屈指可数。民初政治史著普遍面目可憎的局面，也和晚清、北洋系在政治角力中俱皆败北有关，后来居上的执政者，奉“革命”为神圣圭臬，不容半点质疑。话语是一种权力，经过几代人的灌输与洗脑，天然正义的革命党人形象也就根深蒂固了。

　　独裁者袁世凯，面对的是更无底线的革命党，这大抵可以解释批判北洋政权专制的革命党翻身后，社会何以更趋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