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
1938年12月，日军新任华北派遣军司令杉山元访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作者：齐岳峰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12月25日，一个叫王克敏的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他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
两个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
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
抗战史学者经盛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经盛鸿说。
北平抗战幕后黑手
据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
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高唱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的战歌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
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早已出现在日军桌上。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经盛鸿还会冲口而出：“大汉奸!”
潘毓桂被逮捕后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人唾弃。
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至于对29军的出卖，他的理由则是：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在战事初开即已“下水”。日军控制北平后，轮到王克敏粉墨登场了。
“心中十分欢喜”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对本刊记者说，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张同乐说。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按照经盛鸿的说法，伪政权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但是这些“政府”的成员都由日本当局决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见，更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据称，王克敏曾想劝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诫“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
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对天皇自称“外臣”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在他们负责运转的临时“政府”内，驻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渗透到各部门及下属各省市。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将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这两人很快被当时的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1938年2月，戴笠致电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令其对王克敏相机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车驶入军统特工视线，陈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动人员准备。随后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遗憾的是，此次刺杀失败。
但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渤海大学历史学者问昕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至于潘毓桂，伪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北平伪警察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曾在记者会上发言称：“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
难逃一死
在汉奸竞争中，王揖唐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提议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经盛鸿等学者介绍说，由王揖唐担纲的“新民会”强调“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并意图把华北全体居民都吸收到“新民会”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训练机构，对华北实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军决定扶植中国汉奸部队。王揖唐开始整编华北“治安军”。比如，他把原在密云、平谷担任警备任务的警防队4000人改编为“治安军”，还将六个团的兵力集中于通州地区训练，使之能独立作战。
当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表扬华北治安军“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次年，在伪新民会协议会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通过各类经济组织掠夺中国资源。
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显示，日方曾供认，该“委员会”曾“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以及对日供应战略物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
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
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