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邓小平时代》里有些史实是错误的

　　核心提示：但是，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或是作者对原始材料的理解问题，或是翻译问题，抑或是校对问题，该书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存在着诸多史实错误和文字的不准确表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3年1月出版了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撰著，冯克利教授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译校的《邓小平时代》。该书的出版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央有关媒体刊发了出版消息，对作者进行了专访，有的报刊发表了书评，有关方面还召开出版座谈会。相关评论和报道，都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据出版者介绍和媒体报道，该书英文版获得好评，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荣获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2011年最佳图书和《纽约时报书评》2011年编辑推荐书目。

　　美国一些前政要纷纷发表评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该书“是一部重要的邓小平传记，读之难忘”。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傅高义先生以这部独特的研究性传记，把邓小平描画得栩栩如生。”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说：“本书不仅是一部论述世界一流领导人的扛鼎之作，而且为1978年美中两国秘密进行的战略性和解，及其如何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变革，提供了极为权威并引人入胜的解读。”中文出版者在该书提要栏中介绍说：“本书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幻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全书史料丰富，奠基于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全书持论严谨、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叙述生动”。被评论者称为是一部研究邓小平的“纪念碑式”著作。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成果颇丰。他长期从事中国、日本问题研究，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有哈佛的“中国先生”之称。2013年8月，傅高义先生凭借《邓小平时代》一书获得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笔者认真拜读了傅高义先生倾注十年心力所完成的这部著作，获益匪浅。笔者以为，正如有的书评所说的那样，该书是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生平事迹有分量、可读性强的著作。但是，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或是作者对原始材料的理解问题，或是翻译问题，抑或是校对问题，该书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存在着诸多史实错误和文字的不准确表达。下面，笔者将阅读当中所发现的错讹之处，按照该书的目录和页码顺序一一标出，就此作一探讨和交流，供该书今后修订再版时参考。

　　一、对《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1.第18页，书中写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引者注，下同)大学在过去10年里基本上被关闭。”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大学招生是在1966年停止的。这一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大学当年均未招生。(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65页)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试招生。以后全国各大学陆续开始招生。

　　2.第19页，书中写到：“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底我国全国总人口是96259万人，1979年底是97542万人。书中应该使用“近十亿人口”的说法才比较准确。(《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第465页)

　　3.第24页，书中写到：“他(邓小平)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据史料记载，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此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46页)邓小平第三次受批判的时间应是从1975年年底开始。

　　二、对第一部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4.第37—38页，书中写到：“1921年底，就在这些留法中国青年开始在工厂打工时，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这个党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国内只有大约50名党员，1922年时也不超过200人。” 据中共党史专家研究考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二者不可混淆(邵维正：《“七一”的由来》，《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为50多人。次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共有195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书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在当年(1921年)7月1日成立时国内党员只有大约50名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50多名。

　　5.第43页，书中写到：“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岁的邓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邓小平是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这一年他的年龄应该是23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按照中国人(非组织人事部门)通常的年龄计算方法，一般是以跨年增加一岁来计算当年的年龄。所以，《邓小平年谱》在每一年的一月便列出他该年的岁数。其他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也大多是如此。

　　6.第47页，书中写到：“(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长征开始几周后的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第391页写到：“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这里出现三处错误：一是根据地名称的错误;二是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身份的错误;三是红军长征时间的错误。(1)据中共党史资料表明，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的根据地叫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根据地面积扩大，涵盖了宁夏一部分后，才开始改名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概念是后来出现的。1937年9月，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1月至翌年1月曾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34—35页)。(2)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据史料记载，1934年12月，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115页)。(3)中央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出发的，到1935年1月的时侯，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而不是书中所说的“几周后”(《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7.第51页，书中写到：“此外(淮海战役期间)中共还动员了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有关军事资料记载，淮海战役支前民工达到543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100多万农民”的数字说少了，当时的支前民工主要是农民。另外，淮海战役进行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已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与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60、58页)。书中在这里所指的是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即用延安代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但由于时间的问题，所用概念是不准确的。

　　8.第54页，书中写到：“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通过预选和正式选举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而不是任命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17—1318页)。

　　9.第56页，书中写到：“(中共八大在提出远景规划时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事实上，中共八大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存在。书中使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10.第56页，书中写到：“(反右派斗争)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不是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不能用全称判断的概念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