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并未抱头大哭

　　核心提示：“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蒋介石资料图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和传承的优良作风与传统。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妄加夸大和粉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谦虚谨慎、不图名求利的精神品质。她这种一丝不苟、事事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无不令人们钦佩。

　　“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言行举止及其模范精神，首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宣传周恩来的诸多事情的处理意见和果断态度中，旗帜鲜明、身体力行地倡导了客观、唯真、求实地尊重和反映历史的正确文风。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那时正在总值班室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它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力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