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会造就杀人如麻的克格勃恶魔叶若夫

　　1937年在苏联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被斯大林的专政机器杀害的无辜者数以百万计，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苏联。1937年因此被称作“大恐怖之年”，而因为当时主管开展这一运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937年前后的三年(1936—1938)又被人们叫作“叶若夫恐怖时期”。

　　坚决执行斯大林政策的叶若夫

　　根据叶若夫本人的自传和1937年前后苏联出版物的说法，叶若夫1895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俄罗斯族的铸工家庭，从16岁起就在该市的普提洛夫工厂当学徒，一战爆发后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强征入伍。在沙皇军队里，叶若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道理。1917年3月在二月革命中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堡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后来一直在军队和地方从事党的工作。在工作中叶若夫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行动积极而大胆，在历次打击党内外的敌人时尤其如此。他的一位上司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比叶若夫更理想的下属了……交给他一样工作，你不用检查就可以确信：他准会把一切都办好的。叶若夫唯一的最大的缺点是：不会停下来。……所以有时不得不盯着他，让他及时停下来……”

　　1930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相识后，叶若夫很快就以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特点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此后，他在苏共中央组织与监察等部干了几年。1934年12月1日，苏共领袖中人气最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斯大林紧急组织专案组查办基洛夫遇刺案，并让叶若夫实际主管彼得格勒专案组的工作。不久，叶若夫又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基洛夫案的侦缉工作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的推动下变成了全苏性的“大清洗”运动。于是有了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即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案的审判。审判“揭露”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所谓的阴谋夺权并暗杀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罪行。在这次审判与清洗中，数十万苏联公民被逮捕，其中近半数被枪杀。整个苏联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颇多抱怨。为了平息干部中的不满，延续政权，斯大林于1936年9月撤掉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一职，将其调任交通人民委员，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三个月后叶若夫又获得了相当于军队元帅级别的国家安全总委员警衔，成为苏联统领公检法的最大头目。

　　叶若夫履新后首先对他的前任亚戈达展开调查。为此叶若夫无情地拿公检法机关开刀，因为他把清理公检法机关看做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保障。亚戈达的多名副手和手下众多的局长、处长都被清洗掉了。除了公检法的中高级官员外，遭到清洗的还有公检法队伍中的普通工作人员。据苏联官方后来的统计，在叶若夫主管苏联公安工作的近两年里，被镇压的公检法人员总数达到了2273人。而叶若夫本人在失势后被审查时则供认：“我清洗了1.4万名契卡人员(‘契卡’是1917年成立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俄文简称的音译，后在苏联用来统称公检法人员)……”

　　斯大林任用叶若夫的目的远不仅限于清除亚戈达及其亲信。善于领会斯大林意图的叶若夫知道，斯大林的目标是将所有对他的权威统治构成挑战和威胁的力量赶尽杀绝。为此叶若夫在打击前任及其亲信的同时继续进行着亚戈达开始的清除异己高官的勾当。他在亚戈达组织的处死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之后，又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经过一番折腾，苏共的第一代领袖，即所谓列宁的“老近卫军”(如苏共理论家、曾任联〈布〉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哈林，曾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李可夫，曾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金融人民委员等职的索科尔尼科夫，曾任俄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的拉狄克等)被悉数清洗出权力中心。亚戈达也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后被执行了死刑。当然，投靠了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除外，他们成了斯大林的驯服工具。

　　叶若夫以这些大案要案为纲，在全党和全军范围内深挖细搜上面提到的“要犯们”的同伙及党羽、爪牙。叶若夫还签发了镇压以前的富农、刑事犯和其他反苏分子的命令，把整个苏联社会推进到苏俄历史上最黑暗的浩劫之中。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37—1938两年间，有1344923人因政治原因受到审判，681692人被处死刑。考虑到苏联安全机关的一贯性及由此产生的缩小内部清洗运动受害者数字的可能性，实际的受害者数量应大于这些数据。著名学者、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的估计是：在这两年里“大约有350万—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60万—80万人被执行了死刑”。但即使按照苏联官方的数据，在那两年里，苏联每天就有1200—1300人被处死。下面这几句俄国诗人的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现实情景：“死亡之星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俄罗斯在沾满血迹的皮靴下，在押运车辆的车轮下呻吟，挣扎……”

　　叶若夫的办案手段

　　人们不难想到，叶若夫在极短的时间内给苏联人民造成如此巨大和惨痛的损失，说明了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即所谓斯大林宪法只是个幌子，只是“连个毬都不顶”的东西。那么，叶若夫到底是采取了哪些破坏法制的、反人性的手段进行反人民的活动的呢?

　　为了加快办案速度，叶若夫无视法律，下令组织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一级的“内务部三人行动小组”，其成员为地方内务部(局)首长、检察官和地方党组织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是就把公检法党联合在一起办案了。三人小组通常在不和被告见面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极简单的材料(甚至无需材料)，仅凭报上去的被捕者名单(有的地方连名单都只是在电话里上报的)处理案件。三人小组的每一次会议都要审判数十起案件，审判时无需做记录。对“罪当死刑”的犯人们的审判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程度：由内务部(局)首长用红铅笔在被告的材料上写上俄文“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其余两名组员也签上自己的名字。被判死刑的人在审判后的当晚就会被处死。在布置每一次清洗行动时，叶若夫总是要求属下：“打击，不加区分地狠狠地打击，即使在打击敌人时会有一部分无辜的人被消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具体办案时，叶若夫更是强调：“如果在这次行动中要多杀1000人，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抓人时不必特别在意。”在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思想指导下，想控制住捕人和杀人的速度和数量都难。

　　肉刑即使在19世纪后半期沙俄政府的法律中也是被严格禁止的(这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就有反映)，更不用说苏联新宪法了。然而叶若夫却一再叮嘱他的办案人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肉刑措施。叶若夫更是带头用刑。他常常亲自动手拷打“犯人”。有一次，赫鲁晓夫看见叶若夫的衣襟和袖口上满是血点，便问他出了什么事。叶若夫答道：“我为这些血迹感到自豪，因为这是革命的敌人的血。”在叶若夫的带领下，内务部仿佛流行起虐待狂症。那两年，在莫斯科市中心，隔着一条街就能听到内务部大楼审讯室里传出的呻吟和惨叫。后来揭露的资料显示，约八成的办案人员对被审讯人用过刑;自1937年9月后所有的被审判的人都受过酷刑，即使功勋卓著的人也不能幸免：布柳赫尔被打瞎了眼睛，火箭与宇航专家科罗廖夫被打成了脑震荡，而且还被打碎了颌骨……

　　1937年7月，叶若夫签署了一道命令，部署全苏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该命令不仅规定了镇压的各类对象，还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当镇压的各类对象的人数。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按计划捕人、杀人的做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在紧张的政治高压气氛中，安全部门的人出于立功自保和晋升的目的，常展开“革命竞赛”，积极请求上级提高下达给他们的捕人和杀人的指标，而斯大林和叶若夫也都会满足他们的请求。例如，基洛夫州委请求给他们增批300个死刑指标，而斯大林则增批了500个。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捕人与杀人的任务，执法者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构陷无辜、抓人凑数的现象司空见惯。叶若夫还鼓励告密行为，并提倡采信告密材料。于是，各地都揭露了许多反革命集团、中心、小组之类。例如，新西伯利亚州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揭露出近40个反革命集团。再如，莫斯科一家飞机制造厂仅在1937年一年内就破获了5个从事间谍、恐怖活动的破坏组织，消灭了这些组织的50多名成员。而根据安全部门的资料，这些组织在该厂还有1000名成员。

　　叶若夫还经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段：从各地抽调大量办案人员，把他们“空降”到某一地区，让他们在极不熟悉情况的条件下，撇开当地公检法，按照叶若夫的指令迅速、有力、毫无情面地肃整该地区的党政队伍。例如，叶若夫曾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沃洛格达、车里雅宾斯克、古比雪夫等地调人到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办案。这些外地人员对该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从上面得到的消息和指令是：“远东的城市到处是反革命分子，而内务部机关里到处是社会异己分子……外地到远东来出差的人员之任务是清除内务部机关里的反苏分子。”再如，叶若夫还曾从德涅伯彼得罗夫斯克往西西伯利亚调集警力，以镇压那里的“波兰间谍”。这些行动都照例取得了“辉煌战果”———揪出了一大批“人民之敌”。然而，后来证实，这类行动只是制造出了一批批冤假错案。例如，在西西伯利亚“揪出的”那一批人全都是无辜的，因为战后揭秘的波兰档案显示，当时波兰情报机构没有往该地派出过一名间谍。

　　叶若夫就是用这些超限式的、反人性的野蛮手段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大清洗的。当斯大林看到叶若夫这名酷吏帮他干掉了他的政敌，清理了可能产生反对他的社会基础时，自然是满心欢喜。叶若夫也因此获得了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他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和群众集会上，他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轮船被冠上了他的名字……一时间身兼内务人民委员和水运人民委员两职的叶若夫仿佛成了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领袖。

　　与前任亚戈达在倒台前浑然不觉所不同的是，叶若夫似乎对自己的垮台早有预料。还在他自诩在大清洗中“像牛一样”干得起劲的时候，他就和亲信们约好了万一出事时的应对措施和互相报信的暗号。1938年秋，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丘亚诺夫、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等人向斯大林建言：叫停大清洗运动。斯大林感到他的好学生叶若夫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干了，遂下令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一职，而保留了其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同时任命他的副手贝利亚接任内务人民委员。一年后叶若夫被逮捕审查，1940年2月因反革命罪被枪决。他把亚戈达倒台的过程几乎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一遍。

　　产生叶若夫的深层社会原因

　　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知道了，叶若夫在沙俄时期并没有在普提洛夫工厂当过工人，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工人运动;他走上一战前线也并非被当局强征入伍，而是以志愿兵的身份;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1917年3月，而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把入党时间说得早一点就能得到老革命的资格);他也并没有参加过进攻冬宫的起义……以前苏联官方关于叶若夫的说词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模式规定的高大全的领袖形象而已。真实的叶若夫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出身贫寒，才智平庸，经常酗酒胡闹，喜欢玩弄女人和男下属，但善于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的人。他志愿走上一战前线时追逐的是大俄罗斯主义者们爱国主义的潮流，加入布尔什维克时追逐的是民众狂欢破坏的潮流。有史家分析说，自身的生理缺陷、贫寒的出身和低下的教养纠结成的自卑情结导致了叶若夫的极端虐待狂心理，也铸成了他的“一副斯大林式的铁腕”，所以才有了上述在大清洗中超出人类道德与司法底线的暴行。

　　作为酷吏，叶若夫固然有其个人的性格与心理特点，但决定其行为方式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必须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历史档案表明，叶若夫在大清洗中诸如关于成立三人小组、采用刑讯逼供、定额捕人与杀人、鼓励并采信告密的许多命令没有一道不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与批准下发出的。没有斯大林的允许，叶若夫想作恶是很难的，因为经过此前的几番折腾斯大林早已把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民主气息扫荡得一干二净，而苏共也早已被斯大林变成了涅恰耶夫的五人小组式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只有“老板”(上世纪30年代以后党内同事对斯大林的称呼)说了算。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将演变成领袖专政的预言应验了。因为“老板”残酷，苏联才酷吏辈出。捷尔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和一些被他们肃整掉的原来的同事们不都是酷吏吗?只不过叶若夫是他们中最残酷的一个罢了。

　　另外，由于苏联社会长期的“人斗人”的意识形态宣传，尤其是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后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将遇到资产阶级的疯狂破坏”的说法，在苏联民众中起了巨大而迷人的蛊惑作用。人们以为，既然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那他们就应当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把应当有的幸福生活和现实中的苦难遭遇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苏联是从沙俄脱胎而来的。苏联民众也还保留着强烈的明君和清官情结。当斯大林这个明君和叶若夫之流的酷吏许诺带领他们无情地打击那些疯狂破坏他们幸福生活的恶魔时，他们也就会欢呼雀跃，热烈拥护，并跟随他们去搜寻和打击“女巫”了。在这一意义上，暴君和酷吏都是封建思想浓重的民众自己呼唤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