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去哪买房？先来看看中国城市六大趋势

　　北京的综合指标尽管被环境指标拖了后腿，但除经济体量大、品质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远超其他城市。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综合指标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原因何在?

　　更多数据与城市分析见以下正文：

　　中国的城镇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出现的众多表象，汇合成蔚为壮观的六大趋势。

　　这六大趋势包括：

　　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城市综合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国内城市间发展失衡严重，即使是引领着中国经济前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也还存在相当差距。当然，这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和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

　　趋势之一：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以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发展能量引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中国地级及以上的295个城市中，有116个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超过户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分别达到987.3万、818.6万和745.7万，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有179个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其中重庆、周口、商丘三个城市外流人口数量分别达到383.8万、356.4万和345万，为人口流出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

　　“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剧烈性，同时也意味着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城市。”周牧之教授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流动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动向更加明显。

　　珠三角城市群(9城市)：常住人口为5763.4万人，占全国城市(地级市及以上，共295个，下同)总常住人口的4.5%;

　　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常住人口为15048.1万人，占11.8%;

　　京津冀城市群(10城市)：常住人口为8947.4万人，占7.0%。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总数的23.4%。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得出，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天津、广州、苏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属三大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已经分别接纳了2569.9万、2182.5和1259.4万人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总计超过6千万人口的净流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专家组成员、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将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比喻为山峰和峡谷，他描绘说：“有耀眼的山峰，更有沉陷的峡谷。而且，耀眼的山峰更加耀眼、沉陷的峡谷继续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伴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迁移，中国经济也出现向城市群、特别是三大城市群聚集的动向。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珠三角城市群GDP规模已达5.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长三角城市群达12.7万亿元，京津冀城市群为6.1万亿元，这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36.2%的GDP。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中国出现的这一趋势与世界城镇化大趋势合拍。

　　据周牧之教授介绍，2015年全球城镇化率上升到54%，城市人口达到39.6亿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攀升至60%，城市人口将达约51亿人。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达到85.4%，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也将上升到63.4%。

　　不独如此，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群化趋势也愈演愈烈。周牧之指出，大城市群是指以超大城市为中心，通过高速交通网将复数城市连接成一体的城市连绵地带。大城市群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众多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是国际交易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球已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群有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和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大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包含了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近畿都市圈为主构成的城市连绵带，有东京、横滨、川崎、琦玉、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8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达到7547万，占日本全国人口的60%，以21.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日本66%的GDP和62.4%的制造业附加价值。

　　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向大城市群集聚，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分化。张仲梁指出，城市发展分化的背后，是资源配置、人口移动和经济增长的分化。“以前是大家都在路上，虽然有的是跑，有的是走，但现在则是有的继续在跑，有的继续在走，有的则已经停下来不走了。”他说。

　　周牧之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准和管理组织水平的提高，集聚对提升经济效率、丰富城市生活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同时，作为集聚的负面效应，不仅有可能引发大城市病，在宏观上产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会引起以地区差距为代表的国土不均衡发展等问题。

　　而这，正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趋势之二：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三大城市群迅猛发展的缘由，要归因于持续30多年的对外开放，以及由开放带来的大交流。张仲梁所形容的“停下来不走”的城市，则大多有着开放度仍然不高，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弱点。

　　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个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个、长三角6个、京津冀2个。这些综合发展名列前茅的城市，无一不具有持续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实现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点。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供的数据分析：

　　在商务环境方面，在全国排名前12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0席，分别是京津冀的北京(第1)、天津(第7)，长三角的上海(第2)、杭州(第6)、南京(第9)、宁波(第11)、苏州(第12),珠三角的广州(第3)、深圳(第4)、东莞(第10)。另两席为西南的开放重镇重庆(第5)和成都(第8)所据。

　　在开放度方面，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5席。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分据第1、第2和第3位。

　　在交流方面，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0席，其中长三角有6席，京津冀占2席，珠三角占2席，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为第1、第2和第3。

　　三大城市群引领着中国的开放经济、交流经济，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

　　作为对外开放重要指标的利用外资方面，珠三角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城市的8.9%;长三角占23.5%;京津冀占11.9%。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4.3%。

　　三大城市群的工业外资企业比重，珠三角为27.6%，长三角为25.1%，京津冀为18.6%，均远高于全国295所城市14.4%的平均水平。

　　在出口方面，据海关统计的货物出口额，珠三角城市群为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23.7%;长三角占44%;京津冀占5.5%。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73.2%。

　　在三大城市群举办的国际会议数，合计更是占到全国城市的80.2%。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供应链不仅谋求生产的低成本，还追求物质、库存和时间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快速的应对体制。三大城市群兴建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等，为全球供应链在中国高效率运转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三大城市群的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3.6%;国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7.8%;国际集装箱港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8.5%;高铁车次数量占全国城市的48.7%。

　　趋势之三：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顺应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业重新整合要求的产物。但在中国获得巨大工业生产力之际，世界却出现了全球性工业产品持续贬值、知识产品价值飙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说。在这种背景下，创新能力的强与弱，知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左右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正不断提升，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

　　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在今天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计贡献了58.9%，其中珠三角占全国的14.2%;长三角占33.5%;京津冀占11.2%。这三大城市群也是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R&D人数占全国将近一半，为49.6%，其中珠三角为全国的12.5%，长三角为24.7%，京津冀为12.3%。体现优质企业数量的上市企业数方面，珠三角占全国的13.7%;长三角占29.3%;京津冀占12%。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提高知识经济接触效应的最佳途径是促使具有各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实现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创新。作为拥有巨大人口和与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群，正是实现接触的多样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间。他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经济平台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设支撑知识经济、交易经济的物理性功能，还需要兼备能够容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宽容性和多样性。

　　趋势之四：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确立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绿色城镇化，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