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死于中风与宋教仁遇刺案无关

　　民国总理赵秉钧死于中风 与宋案无关

　　提起民国初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也称宋案)，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乃至民间流传，大都认为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幕后主使，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的。

　　赵秉钧(1864-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临汝镇人。现居汝州市的赵耀民是赵秉钧的侄孙辈，其对赵秉钧和赵氏家族掌故了解颇深。他与赵秉钧的孙子——现居山东聊城、已届百岁之年的赵纯佑书信往来十余年。

　　近日，赵耀民向笔者展示了赵纯佑记述的有关赵秉钧与宋案及其死因“真相”的信函。他们认为现行流传史料对此多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

　　赵秉钧与宋案无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启程北上时，突然遭人枪击，弹中腰部。到车站送行的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即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这位年仅32岁的国民党领袖于22日凌晨去世。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缉拿歹徒，追究元凶。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后，要求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忠魂”。

　　数日后，指使凶手刺宋的应桂馨、刺宋凶手武士英(被捕一个月后暴死狱中)相继落网，并在应桂馨的家中搜出大量的应桂馨与国务院往来函电，其中包括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亲笔书信，以及应桂馨和国务院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本，另有五响手枪一支。

　　在孙中山、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将查获的宋案证据向全国公布。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出赵秉钧就是“暗杀主谋之犯”，要求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并要求赵秉钧出庭对质。

　　据民国要人张国淦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洋述闻》)

　　赵秉钧不久发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来为自己辩护。信中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唯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赵秉钧的公开信表明：他与应桂馨确有电函来往，但其内容皆是公事，并有原件可查，而非是为了谋杀宋教仁;况且应桂馨与洪述祖和他的电函，已经公开刊印、传播，众人皆知，事实可证，自然不需要申辩。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年4月3日，赵秉钧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称：“我和宋君，一任农林(总长)，一任内务(总长)，由同僚而成至契。我极佩服宋之为人……我和他无话不谈……”痛陈二人私交甚好。

　　4月28日，赵秉钧发布通电称，“本总理与宋案无涉”，“中央政府与宋案无涉”。袁世凯等人也不断为赵秉钧开脱。

　　在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提出辞呈。起初，袁世凯只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赵秉钧一再续假，两个月过后，袁世凯才批准其辞职。

　　对于赵秉钧辞职一事，赵纯佑信中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远避嫌疑，明哲保身;其二，“适值夙疾骤发，实即今谓脑充血”。赵秉钧曾发声明说：“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

　　赵纯佑信中认为：“宋案主谋人证早经核实，为洪述祖其人。”

　　唐绍仪，字少川，系民国首届内阁总理。洪述祖便是由唐绍仪介绍到内务部任秘书的。此外，洪述祖出身帮会，系青帮大字辈，他与应桂馨互相勾结利用。洪述祖曾支持应桂馨将青红帮改组为“中华国民共进会”，并由应桂馨充任会长。

　　上海电报局搜获的有关应桂馨与洪述祖往来电报，多用“应”、“川”两个电报密码本。北洋政府曾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发给“应密”电本，供其向北京提供情报使用。洪述祖在唐绍仪内阁任职时就使用 “川密”电本发送电文。

　　另外，“因洪(述祖)系袁(世凯)之亲信，故电文径由洪转呈袁阅办，赵(秉钧)实不经手。”赵纯佑在信中谈到。这说明洪述祖和应桂馨之间往来电文，赵秉钧并不知情。

　　洪述祖在案发后逃往青岛德国租界，并通电声明，他与应桂馨来往函电中所涉及到的袁大总统和赵总理之言，都是他“假托中央名义”编造的。当时，袁世凯曾下令通缉洪述祖，经北洋政府多次与德使交涉，德方拒不引渡。1917年，洪述祖被抓获，经上海法院审理，于1919年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名在北京被处以绞刑。

　　应桂馨早年在上海结帮行诈，为青红帮会首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统府庶务长及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违法乱纪被撤职，便又回到上海重操旧业。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的应桂馨来到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毁宋酬勋位”。袁世凯不仅拒绝接见他，而且矢口否认与他的关系，后派人将其暗杀。

　　宋案发生以来，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台湾历史学家张耀杰就明确指出，宋案幕后主谋乃国民党元老、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其与应桂馨关系密切，渊源深远。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国初年的帮会与革命党交恶、及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角度分析认为，宋案的发生，是因为应桂馨之流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地位与革命党人形成巨大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而国民党将推举宋教仁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所以应桂馨选择了宋教仁作为报复对象。

　　死于中风，并非为袁世凯毒死

　　对于赵秉钧的死因，坊间有多个版本，但都认为是袁世凯所为，其买通赵秉钧的厨人在饭中下了剧毒，以杀死宋案人证。

　　上海《申报》当时曾报道：“总统府得电，都督赵秉钧今早八时痰厥，十二时死。据今日路透社电，谓赵秉钧于昨夜患病，今午去世……赵秉钧固于中国政局有能员之称者也。当去年初任总理之时，颇能内外因应。及至宋案发生，而所谓能员者，竟一时窘于其能员而为人所窘……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二十四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

　　赵纯佑在1998年5月1日写给赵耀民的信中曾谈及此事：“至于死因更是众说纷纭。有说中毒的，有说厨人置毒的，有说派医投毒的，有说役者投毒的，有说在葡萄中进毒的，有说吃蛤士蟆的原故，有说是吃羚羊角的原故，有的说摔倒床前口吐白沫，有的说倒在厕中，有的说死在督署(赵秉钧死前在天津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其实是死在家中床头内侧。”

　　“先祖卒于1914年2月27日，实为2月26日亥(时)末子(时)初，应为阴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书长于27日始电报袁总统，原电谨称‘腹泻头晕，厥逆扑地’，并无七孔流血而死。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袁(世凯)因涉有加害之嫌，指为北洋集团离心之始。其实他是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倒卧于内寝室床头侧旁，这是当时家属亲见，并无吐血情形。”赵纯佑在1998年5月20日给汝州族人的回信中说。

　　袁世凯“怆怀良佐”

　　赵秉钧出身寒微，早年投靠到左宗棠的部下和李鸿章门下，后以其“才长心细”为袁世凯所赏识，由警政起家，职位渐升。清政府先后授其巡警部侍郎、民政部侍郎、袁世凯内阁民政部大臣，民国成立后陆续担任内务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章士钊在《书赵智庵》一文中曾言：“辛亥逊位诏之如期发布，都恃智庵此一机密路线，项城(袁世凯)坐享其成而已。当时北洋基层干部，俱认共和之成，智庵功莫大焉，第一任内阁总理，非渠(他)莫属。”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当日即颁布命令：“直隶都督陆军上将赵秉钧，器识深沉，经猷宏远，扶躬正直，莅事忠诚……功在吾华……着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并给治丧费一万元。派荫昌前往致祭，以示笃念元勋之意。”

　　袁世凯除派遣陆军上将荫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先后两次赴天津致祭外，还委派他的儿子袁克文专程前往治丧。此外，袁世凯还命人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为赵秉钧修建祠堂以示纪念。

　　当时，前往赵家吊唁的军政大员共送挽联一千余幅，可谓哀荣至极。其中，袁世凯手书的挽联为：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横批是：怆怀良佐。

　　袁世凯称帝后，又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