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弃清华读北大并不是为听鲁迅的课

　　胡风从未自称“鲁迅门人”

　　近来，有些文人一提到胡风，便热衷于给他戴上“鲁迅弟子”甚至“大弟子”的桂冠，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却不知这番好意并不是胡风所乐于领受的。

　　1942年胡风曾就小报《良心话》诬其“附逆”事写过一篇辩白文章，文中愤怒地指出：

　　首先，它一开口就咬定我“自称鲁迅门人”。自鲁迅先生死后，有些小报常常阴险地说我是鲁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但咬定为这样“自称”的，似乎这还是第一次。但我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谁这样“自称”过呢?不用说，对于新文化和我们这一辈以及以下的千千万万的文化工作者，鲁迅先生是开路者和哺养者，但我不但不至卑鄙到想盗取一个“门人”或“弟子”之类的莫名其妙的头衔，而且因为不愿给那些乡下小女人似的文士们添加嘁嘁喳喳的材料，无论在他的生前或死后，我总竭力避免提到我和先生之间的交游关系，立意了几年的一篇回忆记终于还没有着笔，一半也是因为这一点顾虑。而且我知道，在先生自己，虽然不惜用血液哺养年轻的一代，但却非常讨厌别人称他为“师”的，记得当他收到正在编辑××杂志的青年作家×××用“迅师”称呼起头的信的时候，他冷笑了一声，说：

　　——— 哼，突然地“师”起来了，过两天会改成“迅兄”，再过两天再不给他稿子，就会改成“鲁迅你这混蛋”的。“迅师”，不知道他在什么学校听过我的讲义!

　　(《死人复活的时候》，作于1942年4月14日;初载《山水文艺丛刊》第1辑《死人复活的时候》，桂林远方书店1942年版;收入《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9页)

　　在胡风看来，那些说他是鲁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的人大都没有安什么好心：一是为了栽赃，把那个与他并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头衔”硬塞过来，如果不站出来否认，便可以坐实其“盗取”的罪名;二是借此攻击鲁迅先生，“自称鲁迅门人”的某人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可见鲁迅并无知人之明。胡风的态度很明确，他从未这样“自称”过，也不以为这“头衔”有何特殊的荣耀，他只承认自己与鲁迅先生有过“交游关系”，是先生“用血液哺养”的一代人中的一个。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鲁迅先生根本就不认可那些妄自攀附的“私淑弟子”，只认可那些在学校注册登记并购买了“讲义”的“授业弟子”。

　　如今，还能记起胡风这番辩白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今天仍然有些文人热衷于给胡风“栽赃”，赵朕和王一心大概是走得最远的，他们在合著的《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不仅“咬定”胡风是鲁迅的“门生”，而且大胆地伪造历史，刻意地要把胡风重新塑造成鲁迅执教北大期间的“授业弟子”。该书“师生”篇第15节小标题为“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其中有这样几句：

　　“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第190页)

　　凡读过胡风《鲁迅先生》(初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收入《胡风全集》第6卷，第57-58页)一文的人都知道，赵、王的上述描写来自对该文下面几段文字的恶意改篡。胡风是这样写的：

　　“1925年秋，我进了北京大学预科。当时，我也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文科一年级。但为了向往北大才是以鲁迅为中心的新文化圣地，我宁愿损失两年而进了它的预科……

　　进了北大以后，感到很失望。原来，北大课程并没有什么新文化新文学，依然是国学概论、国文以及基础课程。预科有英文，教员是翻译易卜生作品的潘家洵，但教材依然是司各德(?)的一部写牧师的小说，不但不是革命的，而且还不是现代的。还知道，本科也没有新文化新文学的课程。鲁迅是有课程的，但也只是每周两小时的中国小说史。

　　在这种失望的情绪下，和同学朱企霞去旁听了他的一堂中国小说史，目的只是想看看他。浓发，平头，黑黑的一字胡须，长袍马褂，记不得是不是穿的陈嘉庚鞋。这一课恰恰讲的是他在文章里写过的内容。才子和佳人相爱了，但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幸而才子中了状元，终于奉旨结婚和佳人团圆了。声音是悠悠不迫的，学生中偶有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是一贯的反对虚伪的态度。就只听了这一堂课，算是感情上得到了一次满足。想都没有想过去旁听胡适、周作人的课。”

　　胡风说得很清楚：当年他放弃清华而就读北大预科并不是由于听说鲁迅在北大有课，而是出于对“新文化圣地”的向往;进了北大之后，他“感到很失望”，这种情绪不仅与得知预科和本科课程中都“没有什么新文化新文学”有关，也与得知鲁迅先生为本科开的课程“也只是每周两小时的中国小说史”有关;“在这种失望的情绪下”，他和同学去“旁听”了先生的一堂课，虽然未觉得有甚新意，但从“感情上得到了一次满足”。

　　然而，胡风当年并无兴趣的这门课，在赵、王的笔下竟变成了他“最喜欢的课”;当年“旁听”过的“这一堂课”，在赵、王的笔下竟变成了他“每周两小时”的精神盛宴。赵、王为了把胡风重新塑造为鲁迅先生的“授业弟子”，竟然罔顾史实，好大的胆量，好大的本事!我不禁要问，为何非要将仅与鲁迅先生有过“交游关系”的胡风塑造为与其“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呢?难道非要派定给他一个“盗取”的罪名才肯罢手么?

　　实际上，认知伟人是需要时间的，是不是“弟子”都概莫能外。

　　胡风对鲁迅的认知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有着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就笔者所知：1927年前后，他最爱读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而是周作人的译诗集《陀螺》;1928年前后，他尚认为“鲁迅作品的流行我以为并不在他作品里所表现的什么而在他的‘滑稽’”;1931年前后，他指出：“鲁迅主观上是共产主义者，而客观上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1932年前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他(指鲁迅)不管是在创作方面，谈感想方面，还是××方面，都一直毫不屈服地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以对黑暗势力进行顽强战斗的精神，廉洁的个人生活和一定的艺术高度集全中国知识分子尊敬于一身。当然，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总是对解放运动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并努力去接近。”

　　换句话说，1933年之前，胡风对鲁迅的认知过程明显呈现出由低而高的轨迹，不管其内驱力是什么，都与1926年在北大读书的那段经历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