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滇西老兵群：寻找抗日国军老兵

　　走近滇西老兵群

　　抗日老兵，那是他们曾经的身份。

　　这个身份，意味着枪林弹雨，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厮杀;意味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性命;意味着忍饥受寒，赤脚千里，炮火连天中转战疆场;还意味着远离爹娘，流落他乡，与故乡、与亲人生死两茫茫。

　　现在，他们其实就是农民，是一位又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

　　他们祖祖辈辈原本就是农民，生活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或者生活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之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成了“壮丁”，放下锄头和背篓，持刀操枪，奔袭千里，与日本人拚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鬼子的枪弹和刺刀，活下来的又大多死于过去几十年的贫穷和疾病。他们中少数中的少数，活到了今天，等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等到了被人记起，被人翻山越岭地看望。

　　与缅甸接壤的滇西山区，曾经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反复厮杀的战场，因而遗留下大量老兵。当硝烟散去，战场归于平静，曾经的战士解甲归田，散落于滇西大山的褶皱中，在那些他们冲锋陷阵过的一个个坝子和山寨中生活下来。

　　保山市有隆阳区和腾冲、龙陵、施甸三个县，因此相应地形成了四个老兵群落。资料显示，1945年，留在腾冲县的老兵有1350多名;60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08人。而整个保山地区的健在老兵，也不过300来人。

　　抗日老兵的身份，曾经的硝烟和鲜血，和平年代的人们未曾有过的也想象不出的那些经历，在他们的后半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的荣誉和安乐。他们就和别处农村常见的老农一样，几亩田地，几间老房子，风烛残年，努力地活着。

　　2002年8月15日，腾冲县委宣传部邀请县内50多位老兵座谈，并到滇池西战役纪念馆“国殇墓园”祭奠烈士。活动结束后，县里送给老兵们一点微不足道的纪念品，每人两包奶粉和一些糕点，一个塑料袋装着。

　　一些老兵后来的举止让所有人惊讶不已：他们回家后，将奶粉和糕点原封不动地摆在了家里的供桌上，和祖先的牌位供在一起

　　本刊记者 发自云南

　　1944年5月11日，重新集结的中国远征军打响滇西大反攻。

　　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11、第20两大集团军，14个步兵师16万余官兵，强渡怒江，全线压至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等处战场，与日军决一死战。

　　16万官兵中，有面对国恨家仇、临阵入伍的义勇青年，但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壮丁。

　　其中有老兵，如106岁的老军医傅玉德。老兵们大都参加过芦沟桥、台儿庄、长沙、武汉、广西昆仑关以及两次淞沪战役，与日本兵一场一场地血拚，几乎是徒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有的甚至参加过军阀战争。他们的从军故事，就像一幕又一幕的传奇。

　　但更多的是新兵，是四十年代初在云贵川三省招募的农村青壮年。当时中国的大部地区如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都已经沦陷，只能到尚未沦陷的云贵高原，到那些山区和平坝的寨子中，征集年轻的农家子弟，将他们送上抗日战场。

　　国难当头，兼之国力衰弱，来自农村的新兵们，在成为壮丁的第一天，就走上了一条困苦之路，甚至是不归之路。

　　张羽富，80岁，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在是云南陇川农场退休干部，1943年腊月二十三入伍。那一年，张羽富18岁。

　　“壮丁都是用绳子捆着，5个人捆在一起，上百人串起来，枪押着就上路了。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往死里打。拉着走了7天，到了遵义。”

　　离开遵义的日子，张羽富也还记得，那是转过年的1944年正月十六。他们往云南方向走，还是绳子捆着，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文山，分入部队，张羽富因为有点文化，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

　　这时，和他一道走过来的壮丁已经死了一半，他们死于饥饿和疲劳。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煮的稀饭，年轻的张羽富饿得连连掉头发。穿草鞋、打赤脚，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张羽富自称这一路“掉了两层皮”。

　　第8军的战场在怒江西岸的松山，张羽富换上军衣之后，迅即赶往滇西，依然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

　　张羽富所在的工兵营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整个滇西战役，主要是在松山、腾冲和龙陵三大战场展开，其中松山战役是重中之重。

　　松山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它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中缅公路穿山而过，其地势之险要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

　　日军在此盘踞两年，早已广筑工事。那些上层铺着钢板的碉堡，“布满坡面，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每个堡垒“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仓库”。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毫发无损，因此驻守日军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放言：“松山筑起的是战略保险箱”。

　　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6月4日，远征军第71军仰攻松山，占领拉勐，对日军形成包围，苦战一个月，阵亡1000余人，改由攻击力更强的第8军主攻。

　　又过了一个月，第8军攻至敌军主阵地150米前，再也攻不上去。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就从山腰开始，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来个釜底抽薪，把日本碉堡连同日本鬼子，全部用炸药炸掉。

　　张羽富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

　　“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白天挖坑道，晚上偷偷运土、运炸药。装上炸药后再从山下面把土运回来，把坑道填好。”

　　十来天后，150米坑道挖成，3吨炸药运毕，两根导火索铺就，坑道完全填满。8月20日，中国部队佯攻一阵，全部下撤，包括卫立煌、宋希濂在内的远征军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观看。

　　张羽富亲眼看着工兵营营长尚承序“手有些抖，猛吸两口烟，把烟头扔掉，狠狠摇着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器”。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张羽富和战友们顾不上隐蔽，跳出战壕高声欢呼，荣誉3团则不费一枪一弹冲了上去。

　　自此，中国军队开始在主峰上与日军展开拉锯战。9月1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下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急红了眼，抓起一顶钢盔扣在头上，操起冲锋枪，带着特务营上了主峰阵地。6日，张羽富看见李弥被卫兵扶着从山上下来，李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到了9月7日，松山终于收复。

　　当时的情景，张羽富记得一清二楚：“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坐着没动，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一战，日寇113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但是远征军也付出了阵亡6000人的代价(其中就有张羽富的8位老乡)，第71军新28师、第8军82师、102师伤亡殆尽。

　　61年了，张羽富还是忘不了那些躺在山坡上阵地前的战友尸体，忘不了他所熟悉的全军覆没的荣誉三团。“荣誉三团全是跟日本人交过手受伤的老兵，在重庆、昆明养好伤后重新编入部队。他们打仗最勇敢，但最后全打光了，团长赵发炳心疼得直哭。”

　　松山战役从6月打到9月，正是天气最热、雨水最多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尸体很快腐烂，“士兵站岗时，蛆都往腿上爬;山上的树和野草都让尸水泡死了。”张羽富说刚上阵地时根本吃不下饭，后来又连逢大雨，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件雨衣，普通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任由雨水从头浇下。

　　1945年3月，第8军使用美式装备，张羽富领到了从军以来的第一双胶鞋，这时他已经从滇西战场撤到了大理。

　　后来，张羽富跟随部队几乎沿着入伍时的同样路线，从云南步行，走到贵州，又走到广西，然后走到广东，再走到香港九龙。然后北上内战，到了锦州、潍坊、徐州，最后在广东三水全军起义。再沿着原来路线，一步一步走过广西、贵州，还是回到了云南。

　　1949至1955年，张羽富他们以大理为驻地，四处开山修路，南边修到临沧，北边修到德钦。最后响应号召，重新回到当年的滇西战场陇川县农场，开荒种田，屯垦戍边，直至退休。

　　张羽富脾气温和，一生老实，做事卖力。早在1953年，他就在修路工地上多次立功并入了党，此后，在陇川农场，也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因忙于工作加上山高路远，直到1965年，才利用在西双版纳搞“四清”的机会，回到贵州看望老母亲，这距离他被抓“壮丁”已经22年。

　　当时，40岁的张羽富依然单身一人，早年离家时定下的娃娃亲已经成了弟媳妇。文革中，张羽富受到冲击，他担心会被遣散回老家，如果还是单身，没有面子，就委托老母亲在老家找了现在的老伴。

　　如今，张羽富的女儿在陇川县城工作，儿子辞职下海闯深圳，在华为公司做事。他和老伴生活在农场的一处平房里，去年退休工资调整，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八百多元。

　　几年前，张羽富在一座山包上买了块墓地，那里掩埋着许多先他而去的战友，有的是南下的八路军，有的是和张羽富一样的国军。作为抗日老兵，他们已经彻底融入这块流过血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