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向日本追讨唐代文物 原存旅顺的唐鸿胪井刻石与石亭
原存旅顺的唐鸿胪井刻石与石亭。
央广网北京8月12日消息（记者丁飞 实习记者于子卉）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近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就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1908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至今仍藏于日本皇宫。今年是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追讨，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流失海外文物超过1000万件，每一件文物的回家之路都将异常坎坷。那么，国际上是否有文物讨回的先例？民间追讨的成功几率有多大？这又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
国宝“中华唐鸿胪丼刻石”，重量超过90吨，单体10立方米有余，驼形天然顽石，成碑于唐代，是唐册封管辖东北的见证。甲午海战后被日军作为战利品掠走，至今，沉睡在日本皇宫，超过一个世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近日致函日本天皇和政府，要求日本归还“中华唐鸿胪丼刻石”，这是我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联合会会长童增告诉记者：
童增：上个星期四，我们给日本大使馆大使写了一封信，就说要求他转交给日皇明仁先生和日本政府。日本大使馆已经签收了，我们从下周开始我们就会向大使馆询问送给日本皇室没有。
记者：为什么是向日本皇室？
童增：曾经也有中国人到日本皇室去过，也发现了这块碑。从我们和日本打交道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日本皇室和日本政府还不大一样。当他知道了在自己家里面有中国战利品，他肯定会反思这个文物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感受到文物归还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4年。选择什么样的文物、向谁追讨、有无证据，这一次他都做足了功课。历史上，1970年，韩国民众曾经强烈要求日本归还日俄战争期间掠走的“北关大捷碑”，直到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出面，要求日本归还，同年日本才将此碑归还韩国。童增也坦言，要回文物，最重要的不是“日本皇室的良心回归”，而是社会推动力和政府出面追索：
童增：我们主要是迈了第一步，我们仅仅是把这个问题踢出来了，向日本皇室、向日本政府正式道出了我们的诉求，要能够成功还需要社会的关注、支持、海外华侨的团结一致，还有中国政府出面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流失文物“回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回购、捐赠和追讨。目前，国际上海外文物的回流，超过90%主要依靠回购，也就是拍卖。对于这种方式，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公开表示反对：
单霁翔：我们不会用国家的钱来回购被掠夺的文物的，因为道理很明显，今天再在我们的创口上撒盐，再叫我们用钱来给它买回来，无疑是第二次的掠夺，我们不赞成国内的企业或个人去购买被掠夺的文物，应该通过法律追索实现文物，不应该帮助掠夺者销赃。
“追讨”，是追回文物中唯一不用花钱的方式。它主要有民间、法律和政府三种途径。单霁翔提到的“法律”手段，也是不少民间律师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然而，由于诉讼主体性和各国对文物所有认定差异等问题，法律上总是“使不上劲”。一直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追索流失文物的律师刘洋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有没有别的方法：
刘洋：我们想是不是能采取一些积极斡旋的办法，一些非法律途径，能使得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比如交换，交换就是有一些收藏的欧洲文物把文物换过来。有时候我们考虑到是不是用一种对它支付保管费的方式，以一个合适价钱能把它赎回。
根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193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我国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计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文物的流失只在一时之间，文物的追索却是步履维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建议：
霍政欣：我们国家的文物法规定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从法律上讲，只有国家或者说只有政府是提起文物追索的主体，民间追索应该说只能起到舆论和道义的支持作用，体现中国民众的诉求。政府和民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关系，所以民间给我们政府提供决策的基础，那是最好的。今后要真正推动文物的成功追索，还需要中国政府出面，在中国、日本两国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20年前，吉林教授王仁富踏上国宝“唐鸿胪井刻石”的追讨之路，希望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如今老人已经73岁，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着“1941至2014”，是担心有生之年再难见到石碑。2014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年。流失的国宝，中国没有忘记。
如今，按照国际惯例，追讨文物一般还是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民间追讨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缺少法律途径。与韩国相比，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更多，无价之宝数不胜数，在追索流失国宝的进程中，韩国“经验”值得借鉴。
尽管国际公约为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文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公约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常出现种种障碍。因此，要想使这个追讨之路进展得更顺利，也许适当的时候由政府出面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