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述：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核心提示：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梁朝过程中的一员，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其为土耳其模式。因为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土耳其的民主化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军人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考验着土耳其人的政治与智慧。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一 学术史综述

　　土耳其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浪潮国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模式。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因为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然而事实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对土耳其的民主褒贬不一，不乏持续、激烈的批评。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与少数族裔权利，民主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常成为西方指责、诟病的对象，土耳其人自己也百口难辩。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即1960年、1971年、1980年的“古典”军事政变，以及被戏称为“后现代性”的1997年军事政变，也就是说土耳其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军人干政。政变成功之后，军方往往会有一些大的整顿行为，主要是宪法的制定或修改。如1960年军事政变后制定1961年宪法，1971年军事政变后颁布宪法修正案，1980年军事政变后出笼1982年宪法。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军方主导下的制宪和修宪暗含着矫正过去规划未来之深意，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亨廷顿将土耳其民主界定为民主的第二次回潮，并勾画了土耳其民主政治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历史成因，土耳其素有军人民族之称，军队成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艾哈迈德认为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军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23年，凯末尔主义者制定法律，将军队排除于政治之外;1923-1945年的土耳其为一党制国家，军队是其中一个部分，军队和党派间没有冲突;1960年始，军队过度郑智化，深深地卷入政治。也就是说，军队的政治化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有密切关系。军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建立了军队财产实体——武装力量共同基金。军队逐渐成为发展中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放弃了凯末尔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土耳其军队的性质和角色悄悄地发生了革命。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入盟谈判相伴随，军队被迫一定程度上放弃在政治上的主导权力。

　　亨利·巴克指出，历史表明，外部的事件和权力不仅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影响国内政策，必须从边缘性的位置和易受攻击性出发理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成为解决土耳其易受攻击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方案。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土耳其民主只所以举步维艰，与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强大中央集权和精英传统有密切关系。多德认为，现代土耳其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奥斯曼传统的影响。凯末尔主义的革命主要是文化上的，并未打断中央的政治传统。1946年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损坏先前的“非民主”制度和政体。奥斯特兰德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欧盟资格的障碍，原因在于其过于看重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的一致、支持国家主义、为军队设置了一个过于重要的角色、对宗教采取僵硬的态度等。土耳其现在需要的不是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建制，而是欧盟民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国家、少数群体和个人利益在这样的制度中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乌尔特·齐兹认为，土耳其议会民主的两个特点分别是，政治生活中军队的可怕存在;土耳其国家末了的欧洲认同夙愿。可见，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传统以及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国家政体的设计，使得军队成为土耳其强国家传统的一个部分，在议会民主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关于军人干政与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的问题，很多观点认为，军队干政使得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丧失立足之地，客观上助长了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多德却持有相反观点，在其专著《土耳其民主危机》中，多德以1980年军队干涉政权来举证，重点分析军队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土耳其民主从未经历过崩溃原因有二：其一，军方干涉的目的在于重建民主政府;其二，政变之后政权和平地奉还给民主政府。拉格奥马尔也强调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批评西方的虚伪。关于土耳其政治中的军事政变，关键还在于考察政变的动机，究竟是为了维护凯末尔主义还是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更为深层的乃是军方所维护的凯末尔正义与真正的凯末尔主义之间距离究竟有多远。费斯·奥兹图尔克通过考察军事干涉和土耳其宪法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文官-军队之间离时性的顺序，由此分析了土耳其民主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所有军事政变的理由都是维护凯末尔主义，但真正的原因是维护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损害军方权力。就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原因，中国学者陈德成认为：1960年主要是军队反对民主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军队第二次干政与多党制造成的混乱局势密不可分;土耳其第三次政变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就军人干政而言，陈德成认为军人干政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金宜久先生却认为，军方无法制止伊斯兰复兴，反而使之在社会深层得到发展。表面上，军事管制、军人政权遏制了宗教的发展。其实，伊斯兰教并非强力可以控制。关于军人干政趋势，有土耳其学者撰文认为土耳其文官政府和军方的关系正在发生范式转变，即由传统的社会与军方直接联系，将政治置于其次，转化为社会相信政治，并将军队置于其次，这一范式转变也就意味着军人干政可能终结。土耳其军人干政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复杂，发展趋势中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