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什么那么幽默？
中国历史上，于日常生活言行之间制造笑话和幽默故事最多的人，我估计是苏东坡。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编辑《苏长公外纪》时，专门辑录苏轼的幽默语录为《调谑编》。精选几则如下：
七分读
秦少章尝云：“郭功甫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耶?’”
吾从众
坡公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座。酒半，元章忽起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癫)，愿质之子瞻。”公笑曰：“吾从众。”
字说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不留诗
先生在黄(黄州)日，每有宴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坐击节，尽欢而散。
苏东坡这一类的谈笑戏谑，宋人著作中就记载了很多。明清以来，苏东坡更是被小说家当成了幽默的渊薮，他的名下又被虚构、演绎、附会了许多故事。苏东坡与苏小妹、与僧人佛印之间，调笑取乐，笑话段子相当之多。
可以肯定，后来流传的一些笑话段子，未必都是苏东坡原创、原型。但是，从苏东坡本人的诗文著作尤其是《东坡志林》看，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论诙谐百出、妙语连珠，古往今来文人之中，罕有其匹。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苏东坡为什么能那么幽默呢?
或许有些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因为苏东坡天份高，性格开朗。
我以为，除了天份和性格之外，还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勇敢。宋朝的科举考试，措辞、用典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但是，苏轼竟然胆敢在考卷中虚构上古圣贤对话(“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要知道，倘若被考官发现不是出自经典著作，他的结局只有一种，那便是：名落孙山。有一个考生因为在卷子中使用了“运筹帷帐”，而不是“运筹帷幄”，差一点被只知“运筹帷幄”出自《汉书》、不知“运筹帷帐”出自《史记》的考官判了不合格。可见，苏轼年轻时代，在语言上的大胆已非常人所能比拟。后来更因为在诗歌中讥讽权贵，被人罗织罪名，蹲过皇家监狱——大理寺狱。蔡京儿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也说苏轼中进士、进入朝廷做官之后，喜欢“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喜欢给他们起外号。苏轼唯一不敢取笑的人是司马光。有一次跟司马光争论朝政之后回到家里，这才边脱外套，边连声喊叫：“司马牛!司马牛!”勇敢，加上他喜欢有自己的想法，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自然就会说出许多讥讽达官贵人的话语。
二是敏感。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洗儿戏作》的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里的“聪明”，除了“天资聪颖”的意思外，应该也有“敏感”的意思。毫无疑问，苏轼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惟其敏感，他才有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才会满嘴巴的嬉笑怒骂。苏轼本人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但是，秉性如此，加上他又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因此，始终无法改变。他曾说：“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辩贾易弹奏待罪劄子》)又曾说：“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答刘沔都曹书》)幽默诙谐，大概也是苏轼化解一生坎坷、磨难的灵丹妙药，有显著的麻醉作用。
三是公关。苏轼从年轻时代起，就是宋朝一颗熠熠生辉的文坛明星，所到之处，都有一批爱好诗文的人簇拥，追随。《东坡志林》记他游览庐山时情形，有这么一句话：“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被簇拥的热闹场面，不亚于今天的一线偶像派演艺明星。苏轼是一个对俗世生活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能随遇而安的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欢场，他都能够谈笑风生，怡然自得。尽管苏轼一生仕途十分坎坷，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他始终生活在人群之中。因此，对苏东坡而言，幽默既是一种广受欢迎的美德，也是一项无往不利的技能。
说了三条，都是苏轼本身的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大一些，我们就不能不说：苏轼之所以能那么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跟宋朝言论的相对自由及其不滥杀文人的皇家祖训有直接关系。若是生活在明清两朝，苏轼恐怕是不能那么口没遮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