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985让我们一无所有？中国键盘侠的“怨毒”
考上985让我们一无所有?
半个月前，一篇题为《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的文章在网络上走红。作者是一名人大毕业生，文章以亦庄亦谐的口吻，从17岁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时的意气风发，写到毕业工作后在北京谋生的狼狈困窘，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
10月26日，由复旦学生运营的公众号“旦事记”发布了话题“在复旦你因为什么自卑过”匿名征集到的回答，反响热烈。公布的回答中，成绩、英语、外貌、恋爱、社交、见识、家境、智商、体育、不够努力等等，一切都可以成为自卑的理由。
第二天，话题征集者樊悦书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的文章，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同样得到了广泛关注。她在文中说自己在县城读初中时非常自信，中考考上了全省最好的衡水一中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产生了自卑感，考上复旦来到上海以后，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是没有用的，家境、外表、见识、人脉、情商样样重要，体会到“越往上爬越艰难，越见得多了越痛苦”。因为自卑又痛苦，一度自暴自弃，甚至让父母觉得心痛内疚，才意识到不应该“光顾着看别人闪闪发亮了，就瞧不起自己，连带瞧不起你的家庭了”，拿到名校入场券的同学们其实又幸运又努力。同时因为话题的火爆，了解到很多人都焦躁，都自卑，应该宣泄、缓和、相互抚慰。她在回复征集到的一个回答时表示，别人比你优秀可能是因为家境、见识的多年积累，但一无所有孤军奋战进入名校本身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达到的高度，不是看他现在的高度，是看他在原来的高度上又前进了多少。”
同日，公众号“复旦研究生”发布了话题“在复旦你因为什么而自豪”征集到的答案，克服自卑努力变好、奖学金、同学之谊、各种技能、发表论文、解决难题、处在牛人和机遇都多的环境中、支教、减肥成功、恋爱、组织活动等等，都可以成为自豪的原因。
“985、211让人一无所有”这一话题刷屏后，熊希灵在知乎撰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这种心理感受的成因。
首先是“向上社会比较产生的自卑焦虑”。“社会比较”是指把自己的观点和能力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与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即“上行比较”。相关研究发现，个体在进行上行比较时，如果预期自己难以通过努力达到比较目标的状态(如比较目标是富二代)，就会产生消极自我评价。也有样本为某985高校学生的研究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出现社会比较导致的社交焦虑;另一方面，985标签抹杀了内部差异，标签代表的水平又高于平均水平，同时颜值、家境等不可控因素在大学阶段也进入评价体系，导致普通的985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
其次是“控制感被剥夺引起的习得性无助”。不同于高中阶段努力就能从成绩上得到回报，进入大学后课程指导变少，还要独立面对动态社交圈等不可控因素，个体会认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掌控眼前的情景，因此减少努力，造成恶性循环。
第三是“社会排斥引发的消极悲观”。尤其是从偏远地区考入985高校的学生，一方面难以融入大城市同学的圈子，另一方面也逐渐失去和家乡发小们交心的能力。社会排斥可能导致泄气、社会逃避及负性情绪增加，亲社会行为和身心健康水平降低等后果。
熊希灵指出，这些考上985、211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并不是“无病呻吟”，控制感被剥夺、归属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心理资源长期内耗可能造成严重心理疾病。而个体要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感受，最直接有效的做法是去掉自我标签，少做消极的上行比较，通过锻炼等小事找回控制感，以及多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键盘侠的“怨毒”
近日，《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以“键盘侠身上有的，不是‘正义’，而是‘怨毒’”为题，刊登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成伯清2009年的一篇旧文，文章原标题为“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
成伯清指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视角就是将群众的政治激情转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导致的不公平现象，以及由于急剧变迁而导致的连根拔起的状态，可能诱发情绪波动。改革开放初期，“嫉妒”这一情绪被广泛关注和议论，“红眼病”的说法流行一时。尽管嫉妒之风盛行，但因为处在原有社会结构逐步松动的时期，人们可以依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就，因此嫉妒并不经常“带着敌意而爆发”，往往还能够转化为行动动力。
随着进入社会分层、利益格局相对固定的时期，嫉妒的相关话语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关系领域。从前的嫉妒情绪转化为怨恨，“仇富心理”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嫉妒演变成怨恨后，针对的可能是泛化的一类人，甚至可能是所有人。
当渴望的价值无法实现而又无法避免地要和他人进行比较时，嫉妒就导致怨恨，因此怨恨的产生伴随着无能感。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 成为在内心猛烈翻腾而无法发泄的“有毒的情感”，成为一个逐渐脱离原因、不随原因而消失的体验和心理定势。
普遍的怨恨情绪导致“怨恨批评”的肆虐。这种没有积极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通过一味的否定、贬低、谴责来获得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网络因其匿名特征成为了“怨恨批评”最为集中的地带，这些恶意评论者就是所谓的“键盘侠”。
成伯清认为，不能绝对否定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中国网民以年轻人居多，大多热衷在网络上议论时事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教育让他们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很可能在社会上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因为体察到社会不公而非充满愤懑乃至怨恨。怨恨批评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似乎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可以迅速使整个社会陷入到怨恨氛围之中。但是，怨恨不可能产生建设性的结果，惟有从怨恨和怨恨批评中摆脱和解放出来，我们方能真正直面现实本身。
被忽视的垃圾和拾荒者的世界
“启皓北京”日前发布了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劼颖围绕垃圾这个被忽视的公共议题的讲座记录。张劼颖跟踪北京的拾荒者群体长达十年，这次讲座从废弃物处理和拾荒者生活等不被注意的角度，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中物质生产与使用的方式和态度进行了反思，很多观察和观点都颇具启发性。
张劼颖介绍了人类学著作《洁净与危险》中的观点，即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脏污的不一定是本质决定的，而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关。现代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对垃圾的定义就很不相同。从细菌、病毒的角度理解什么是脏、什么是危险的这种现代卫生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很晚的。
在讲座第一部分，张劼颖分享了拾荒者群体的故事。她指出，拾荒者其实分为收破烂和捡破烂的两种人，前者一般来自河南固始或安徽河南交界，后者大多来自四川巴州仪陇。十几家人一起租住在城市外围的大院里，院子中间的场地用于处理垃圾，通常都是老乡或者亲戚，还存在集体协商互相保护的关系。她认为，拾荒者其实不一定是最底层、最卑贱、最需要同情的群体，一方面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高于工厂打工者，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愿意承受污名、歧视、脏来做这个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可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租住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屋里，孩子不用成为留守儿童，尽管要承受在垃圾场长大的风险。拾荒者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工作很自由，但实际上每天都会出门挣钱，而且很多人对自己被污名化的职业身份相当敏感。
她还提到，拾荒这门生意其实很需要技术、技巧、经验和能力，群体内部干得好的和干得差的差别很大。收集后卖给收购站，经过层层转卖，废品会被运到回收再造材料作为原料的工厂。张劼颖认为，垃圾之所以能够拿来卖，是因为拾荒者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从每家每户的垃圾中的分拣出某一种材料，积累到足够大量、整理得足够干净，使得没有价值的垃圾变成了生产原材料，但这个过程中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
讲座第二部分探讨了垃圾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她指出，现代化工业化带来了很多难以直接回到生态系统中去的垃圾，消费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垃圾大量产生，最明显的就是大量的塑料包装物和一次性消费品。另一方面，随着生活的丰裕，导致浪费食物变得很普遍，制造了大量的厨余和餐厨垃圾。中国基本上60%的垃圾是厨余垃圾，因为有机物会腐化，又湿，这类垃圾特别难处理。除了被拾荒者回收再造，垃圾的处理方式就是填埋或者焚烧，但是居民都不愿意填埋场或焚烧场建在小区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