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残骸坠落之乡被改变的生活轨迹
往返于绥宁县城和金屋塘镇的中巴每天从瓦屋塘乡三星村山脚驶过，这座位于湘西南山区的县城没有一公里的铁路，铁轨在邵阳市就戛然而止。尖锐的巴士汽笛声在提醒村民唯一的对外公共交通工具正靠近村落，然后匆匆离去。
从1990年代初至今，“火箭壳壳”开始坠落到这片土地，它冒着火红的光，周围还伴随着风声和震动。这些作为火箭起飞后掉落的助推器部分的“天外飞客”掉落在不起眼的绥宁县城山村时，象征国家强大和荣耀的卫星正飞向外空。它们曾砸断袁再香家5棵碗口粗的杉树、压塌了袁子平家三楼新房屋顶、砸死了黄碧琳家3个月大的小猪;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砸中了刘荣喜的女儿。
“这东西要好好保管，这可是宝贝呢”、“不要卖掉呢，要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万代。”曾有人为掉落火箭残骸的事专程来此拍摄纪录片。影片里，瓦屋塘乡人民武装部的两个干部望着袁再香捡到的形状怪异、因撞地而扭曲的残骸说道。
但2010年，他决定把一块搁在前院的“天外飞客”卖了，那个近两百斤的已经略微黯淡发锈的火箭残骸，最后换到了2张百元和几张十元的钞票。
在当地的宣传话语里，这些能辟邪的“天兵天将”掉落绥宁，是绥宁对国家国防和航天事业的贡献;对当地村民来说，同时也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村民的心中。
警报
9月初，雨季已过，是夏稻收获的季节。从袁再香所在的三星村水泥公路往南延伸十公里到达瓦屋乡的小田村，成片的稻田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黄，戴着竹帽的村民零星分散在金黄之中，正弯着腰劳作。
袁再香在厨房用柴刀将一支竹子削得尖细，准备在中午前给两岁大的母牛穿鼻孔。躲过正午的日头，他和妻子就上山收谷子。4亩水稻，袁再香夫妇两人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收割完毕。
去牛棚的上山路上，他抬头指了指已经干了的稻田说，“这就是当年掉‘壳壳’的地方。”
从900多公里外的西昌发射中心出发，火箭残骸第一大落区在贵州东南，湖南绥宁紧随其后。近20年来，四川西昌发射卫星大部分火箭残骸都会掉落在这块四季浓绿的土地上。
瓦屋塘乡下属的三星和小田等几个村庄是该镇残骸坠落较多的地区。
最近的一次残骸掉落，发生在今年8月16日的深夜。作为三星村书记的袁再香提前三天挨家挨户走遍村庄，提醒村民，“国家又要发射卫星了，都躲一躲”。
直到每个户主都在告知书上签名后，袁再香才放心地离开，“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在绥宁县人民武装部门口，回收的火箭残骸堆在了宣传陈列区。里面记载着仅仅在1997年8月到1998年7月的一年间，“我部先后四次顺利回收了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火箭芯级残骸，创下了火箭残骸回收史上时间最短、损失最小的纪录，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起初，这些陌生的家伙降临这块土地时，70岁的黄土矿镇村民杨祖善是不屑于躲在自己的房子或者窑洞里的。好奇心驱使他希望能亲眼见到从天上划过的碎片，如果能亲自逮到刚刚落地的残骸就最好不过了。“我认为它应该是有温度的。”
坠落的次数实在太多，杨祖善记不清第一次遇到的具体年份，“也快二十年了。”一次他听见村西头的山里有轰隆隆的响声，比雷声低沉些，便叫上几个胆大的，往山里的林子和稻田跑去。路上他见到“发红的铁块”时停住了，“就好像一个炸弹闷进了林子里，一会儿就安静了。”杨祖善说。
邻居吴春对他展现的勇气表示怀疑，“我见到他的老婆还骂他没事找事。”杨祖善只是站着呵呵地笑。
农妇们则比粗糙的男人们细心，发射卫星当天，全家人就被安排住在一楼，“如果砸到我家楼顶，一楼跑得快，还安全些。”杨祖善的妻子说道。
再过几年，村里人开始对“掉卫星”(火箭残骸)变得见怪不怪了。村里的干部上门通知时，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好奇去守候到它们坠落的时候。如果残骸不落在自己的农田、砸坏秧苗，或者砸到自家的屋顶，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
卫星在午夜之后发射的居多，村民会提早结束当天的牌局，“落卫星了，回去睡觉。”牌友们在心照不宣的默契前微微打起了盹儿。而此时大部分农户早已经沉沉睡去，第二天的生计是他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接受
从拍纪录片到现在的八年间，袁再香的家没有多少变化，除了电视外，家用电器多了个冰箱，以及儿子袁涛给他添了两个孙女。对于“掉卫星”，袁再香觉得是“国家的政策，作为党员我是赞同的。”
在袁再香看来，国家要火箭残骸坠落这里，如果你不能改变这样的安排，那就接受它。“我们活得跟我家的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别看它只有两岁还没有成年，却已经开始耕田了。”
袁再香一家还沿袭过去当地农户每天只生两次火、饿了才吃饭的生活习惯，保持着几十年来生柴火的习惯。后山引下的水清凉甘甜，被他称作“神仙水”，也免去了牵引自来水的一笔开销。他和妻子肖春养了12只鸭崽、3只母鸡、4只黑鸭，以及一只猫和一只浑身起毛的黑狗。
年初，猪崽的价格在每斤24元。“去年只要十几块，太贵了，每天要烧柴火、割猪草，成本上划不来，就不养了。”袁的妻子提到。
也因为没有养猪的缘故，他将用火箭残骸“壳壳”锻成的大锅收到了储藏室。村里人都认为下落的残骸有辐射，只能煮饲料给牲畜吃，用这些从天上下来的东西是断不可以烹煮人所食用的东西的。
村民们并不避讳承认自己家里收藏着火箭的残骸，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是上天给的一般。很多人觉得，这是国家的财产，理应主动上交给国家。但又转念一想，有时候为了一小块特殊材料制成的金属，政府的人驱车几小时来接收，“还不够油钱呢”，况且现在残骸碎片真是太多了。”小田村50岁村民杨玉南对《凤凰周刊》记者提到。
杨玉南从家里拿出残骸制造的脸盆，里面装了些干辣椒。这些特殊金属材料比一般的钢铁密度大些。一个盆子制作的工艺成本在15元，他的邻居则花了50元做了口锅。
每年冬天，只要不出意外，河南的铁器师傅会开着货车来到这个深山里的村庄，十多年来，加热的煤炭已经换成了煤气。铁器师傅在村头一声吆喝，准备完毕的炉子和模具旁就会围满了村民，然后互相寒暄、递烟。这是农闲时分最有趣的时刻——天上飞的东西被改造成了一个个你能触摸到的生活用品。
在等待今年铁器师傅到来的几个月里，小田村村民贺老二展示了他哥哥家的两块火箭残骸。这两块残骸在一个深夜落在离贺老大家后门不足十米的水田里。现在，一个被闲置在水沟边，表面已经微微发黄;一块被当做路基，等待被论斤收购或者被锻造成生活用品的命运。
《凤凰周刊》记者在拍摄这些残骸过程中遭到了贺老二的阻拦，“不要把照片搞到外国去，这是汉奸行为。”贺老二说，这是国防建设的残骸，要保密。
赔偿
“我估计国家考虑到落在这里，住的人少，损失少点。”袁再香对于为何发射卫星的火箭残骸要坠落在绥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凤凰周刊》走访的所有村民中，几乎都是持这种朴素的观点。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残骸本来就是一种自然规律。“掉火箭壳壳就好像掉陨石，我们这个还是有预警的。”袁再香抽着5元的香烟说道。
但如果坠落的残骸足够大到搬不动或者砸毁了村民的庄稼或者楼房，村民们就会马上通知人民武装部，“我们家受了损失。”关于残骸造成的损失，村民和卫星发射中心地方观测站以及乡人民武装部有种巧妙的平衡。
在2008年拍摄的纪录片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贵阳观测站的人下到乡里回收残骸。一块农田被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可是对方只愿意给200元。黄土圹乡的乡长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
观测站的副站长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如果损失不是很严重，村民们也懒得向上级报告，就直接把残骸收为己有。人民武装部或者观测站的不会挨家挨户去现场看。
瓦屋塘乡七组农民袁再连家被“委星1号”火箭的一件连杆砸穿了屋顶。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中，赔偿从1200多元最终敲定为2000元。“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你这个没脑筋的人!”面对妻子的责骂，袁再连对此无可奈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每逢雨天，袁再连就要守着盖着塑料布的破损屋顶，将水排到一楼的水渠。
“政府就是这样，如果厉害一点，就多给点，如果一般的人，老实点就给的少了。”石溪村的刘菊香说。
2015年10月28日夜，火箭残骸砸到了刘菊香的邻居袁子平三楼的屋顶，直接砸穿了他新建的三层砖房楼板，“当时我正在睡觉，‘嘭’一声，吓死了。”刘菊香对此还心有余悸。
当天，村子里死了老人，在彻夜不停的犬吠中， 守夜的人都跑了过来。所幸的是，袁子平还未搬到这座新房，并没有人员伤亡。
碎石飞溅到刘菊香家楼顶，毁坏了她家的太阳能热水器，经过协商，刘菊香签了字后从乡政府那里领到了2000元。袁子平为刚建成却瞬间毁坏的屋子得到了20万元的赔偿金。
这是有记录以来，当地因为火箭残骸而遭受损失拿到的最大一笔金额。
“听天由命。”刘菊香站在后院的火箭残骸边说道。
获得赔偿后，刘菊香每天还是喂鸡养鸭，抱着两岁的孙子到处走。在2016年春节前，袁子平也将破损的三楼修复，日子跟往常没有两样。
“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据说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贵阳观测站副站长在赔付时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根据2015年中国卫星产业发展现状报告，2015年，中国平均每10天就要有一枚火箭将一颗或者多颗卫星送上天。2014年中国火箭共发射了14发，2015年达到30发。截至2010年，中国火箭发射数目达到了标志性的100发，其中前50发整整用了21年，而后50发只用了9年，强劲的卫星需求推动卫星发射数目爆发式增长。
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已为十余国进行了54次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商业卫星发射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与美国用航天飞机搭载卫星每吨2500万美元相比，中国的长征火箭的费用只有其一半，每吨不到1000万美元。中国的卫星发射产业已在稳步地发展着。
但在不起眼的绥宁县瓦屋塘乡，当地与卫星发射所象征的科技进步与快速发展仍然建立不起一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