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政治遗言：为何刻意提到邓小平？
我自1961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以后，逐步担任了中央领导的主要罗文翻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外交的掌舵人周总理，对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的罗马尼亚、对发展中罗关系赋予了特殊的关注，亲自做了大量工作。我因而经常有机会随同周总理工作，出入他的左右，聆听他的教诲，体察他的高尚风范。
那是1975年8月28日，罗党中联部长安德烈约见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告：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将率党政代表团赴越南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要求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以同中国党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发展友好关系。安德烈强调说，维尔德茨是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是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的亲密同事，他还兼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李大使当即发电报告了中联部。中联部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在9月1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关于罗赴越代表团回程经北京逗留问题的请示》中，建议同意维尔德茨访问中国：“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安德烈约见李大使说，受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委托，请转告中国领导，罗代表团从河内回国时希望在北京逗留，同中国领导会晤，介绍国内情况和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将于九月五日乘河内至北京航班抵达北京。……对罗党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建议，可予同意。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从未来过中国，因此罗这次提出赴越代表团顺道访问中国，一方面是表示同我党有友好关系，并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另一方面也想让代表团成员借此机会在中国进行参观访问。”
关于罗方要求同我党领导人会晤问题，请示报告对罗方的意图作了估计：“考虑到罗代表团系顺道访问，今年五月底保罗·尼古列斯库率领的罗政府代表团来华时，已同李先念同志就国际形势、中罗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因此，目前罗方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要谈，可能就罗国内情况和一些国际问题通报情况，交换意见。”请示报告也对我方要谈的问题，作了一些建议：“我除一般介绍国内形势外，国际方面也可就最近几个月来的一些新情况，特别是有关印支、东南亚方面的情况向罗做一些通报。”
中联部也为代表团制定了访问日程。计划抵京当天晚上，由纪登奎副总理宴请欢迎。两次会谈，也都由纪登奎主持。参观游览项目有故宫博物馆、北京针织总厂和颐和园。至于我方会见的领导人，建议“拟请邓小平会见”。然后9月8日晚，乘法航班机离京回国。
1975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5时，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乘CA902航班自河内抵京。团员中包括罗共中委、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委会书记格奥尔基·戈莫尤少将和罗共中联部副部长瓦西里·山德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联部部长耿飚、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向耿飚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和罗马尼亚人民的问候，并要转达一个口信。当时，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病势危笃，本来不允许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是对工作从来奋不顾身的周总理，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还是答应了客人的请求，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根据新情况，中联部立即拟定了新的《周总理会见罗党政代表团具体安排》的请示，其中预定时间为“9月7日晚上7时30分”。参加人员，罗方为代表团成员三人及罗驻华大使共四人;我方为纪登奎、耿飚、郭玉峰、张香山;工作人员有翻译蒋本良、接待组组长邢竹芳和苏东组副组长谷力虹。《安排》规定“发消息、照片、拍电影电视”。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维尔德茨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突然传来消息，邢竹芳组长赶来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要求和盼望，马上就要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周总理住院以后，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探望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
下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这时重病的周总理，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周总理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以后，就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们合影留念。为了不多耽搁周总理的时间，不使他过分劳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预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体参加会见的人员排列好。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体。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一下，但周总理拒绝了，他迈着艰难而坚毅的步子，支撑着瘦弱的身躯，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记得周总理自从病重以后，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客人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高沙发椅子。可是这次，周总理坐的是和外宾一样的单人沙发。当周总理走到沙发边时，首先举手请维尔德茨落座，然后自己缓慢地坐了下来。坐时把右手拳指顶在沙发座上，左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好像在支撑和减轻着微微前倾的身体重量。虽然身体已很衰弱，但周总理面容慈祥和蔼，声音还是那样刚劲有力，目光炯炯，浓眉似剑。
看到大家坐下后，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
周总理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
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
周总理表示了感谢。他一个个地点名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的健康情况：“他的病怎么样?听说他也很困难?”当维尔德茨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接着，当维尔德茨说“我和纪登奎同志会谈得很好，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周总理再次坚定地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周总理显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坦然与大无畏，他泰然而诙谐地谈到死神的来临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总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这是多么真切感人的话啊!为了冲淡这过于凝重的气氛，周总理无限深情地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马尼亚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她!”这寥寥数语，是一位即将告别人生的伟人抒发出的对人生的无限热爱，是多么感人肺腑啊!翻译着这些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眼看着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注意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维尔德茨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给他解除顾虑说：“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当时，周总理似乎已意识到，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了，所以有意识地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我想，这大概是总理执意会见维尔德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了周总理的这次会见意义。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而重病缠身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因此，“四人帮”意欲篡党夺权，把邓小平当作最大的绊脚石，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欲以除之，加以各种罪名进行打击。就在这阴霾密布之际，周总理既忧心如焚，又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是，周总理却刻意称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时，纪登奎插话解释说：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接着，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周总理逝世后近30年的历史，完全验证了他历史性预言的正确性。后来，维尔德茨回忆这次同周总理的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经过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说的话。”他钦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他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敬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这次会见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后来竟又延续了一个钟头二十分钟。当时周总理热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这位矿工出身、自诩“嘴不饶人”、作风泼辣的领导人，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无比激动与痛惜地喃喃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周恩来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在罗马尼亚有很多他的朋友。”
周总理最后会见的是罗马尼亚外宾，这也留下了中罗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