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汪精卫是怎么沦为日伪政权代理人的？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抗。因此，日本一边加紧侵略，一边积极寻求在华“代理人”，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各色傀儡政权达数十个。汪伪政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日占时期的上海，投敌“合作”的事例比比皆是，合作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合作都有其背后的利害考量，对于大多数合作分子而言，只是出于一己之私，仅仅是“谁给钱就为谁干”而已。但对伪政府头目汪精卫来说，他的投敌可谓是“经过政治上深思熟虑的”。曾几何时，他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传颂一时的名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连审判他的肃亲王也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所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却在中国历史上被看作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何以如此天差地别？

　　对他来说，“拯救国家不需要重庆政府主张的那种殊死抵抗，而应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和平’和加入日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因为他“对衰弱不堪的中国军力的失望，对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人操纵统战感到仇恨”，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符合他理想的“救国”道路。

　　“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伪政权

　　“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侵华时打出的旗号。该构想出现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此后在日本的不断酝酿下，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中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即“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而“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40年8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时发表的《基本国策纲要》中。“大东亚共荣圈”始作俑者虽是松冈洋右，但这绝不是他个人所为，而是日本的“国策基准”。这种既定政策在中国的施行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

　　早在1937年日本进入中国时，就在积极寻求这样的人选，企图诱降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期达到不战而灭亡中国的目的。只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下，蒋介石政府不敢接受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日本所谓的“和平”交涉未能成行。但是，日本对蒋政府实行诱降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1944年9月还将制造直接与重庆政府会谈的机会作为首要目标，直到重庆政府返回南京的前一刻。

　　因为蒋介石政府的不肯合作，致使日本有了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合伙人”的打算，并且制造“不以重庆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舆论上的压力，企图以下定决心扶植新的伪政权的办法来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如果中国现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新“代理人”

　　由于重庆政府不敢冒然进行投敌活动，日本加速了寻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中提出：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主要有：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使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然而，这种傀儡政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严密控制，“各个政权的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但必要时，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相持阶段、一时无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降临、不可错失的兴奋。

　　于是，1938年11月，汪精卫派高武宗等人到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接洽投降事宜。11月12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内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日华协议记录》，称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俟机成立新政府”，实行“各自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这些字眼上的“平等”“和平”使汪精卫集团在走入歧途的过程中越陷越深。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而被日本所利用。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伪政权，并且公布了双方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等协定。日本企图借助这种“合法的”形式，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宣传都由他们严密控制的殖民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利用汪伪政权加紧对占领区进行大肆掠夺，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为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汪精卫集团却是跟着附和。他在1942年7月7日“纪念七七五周年”会上，声称为了“全面和平，防止共祸，扫除英美经济侵略”，要“在农、商业上努力生产，协力大东亚战争”，以期通过“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大东亚”旗号下的牺牲品

　　可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大东亚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一位时人在回顾“大东亚战争”时这样说：“一方面是少数新贵和发国难财的人们的豪华挥霍、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民的颠沛流离、生活艰难”，在“目前大东亚战争时代中，没有一个可以吸收着各方面真正的专门人才而认真工作着的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和地方的文化中心机关”，“各地中小学的教育情形，没有人能说已可满意了”，“至于出版界和舆论界，不要说是和日本比较，就是和十年以前的情形对比，都是退步的”。

　　这些企图与凶恶的敌人共舞的“合作分子”们也成了“大东亚”旗号下的牺牲品，“日本人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合作伙伴，而只是将他们认作附庸，很少给予实际的援助，让他们自生自灭”。因此他们只能以敲诈勒索为生，整天极尽罪恶与恐怖之能事。

　　当奴才的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而奴才受了委屈，只能关起门来跳脚，见了主人还得卑躬屈膝陪上笑脸。汪的这种苦境，“前汉”梁鸿志看在眼里，他私下对朋友们说：“王叔鲁在北京，日本人向他要十样东西，他还价给五样，结果让日本人要了八样去。我在南京，日本人向我要十样，我还价八样，结果十样都被日本人要了去。汪先生就比我们慷慨多了，日本人伸出手来还没有开价，他就主动地拿出十样东西来，结果日本人再加两样要了十二样去。”也许这就是卖国投敌者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