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状告九旬老母 事情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9月05日讯，【女儿状告九旬老母】由于母亲所在敬老院的费用逐年递增，郑女士无力独立负担，而母亲却舍不得将养老金拿出来，郑女士被迫向海淀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母亲把养老金先拿出来作为养老开支，不足部分再由子女共同负担。

　　然而在案件背后，存在着双方多年来积累下的情感郁结。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家庭的裂痕逐渐弥合。海淀法院日前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官司，年近六旬的郑女士，因赡养问题，把年过九旬的老母亲诉至法院。

　　郑女士表示，现年96岁的母亲和现年93岁的父亲于1989年离婚，父亲离婚当年回成都再婚。2010年7月，父亲丧偶后又回到郑女士身边，因郑女士已担负着母亲的赡养义务，父亲回来后不得已将两位亲生父母且超高龄的老人一起赡养。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与母亲办理复婚手续。为此母亲非常不满，经常谩骂父亲，导致父亲身体健康日益下降，目前已经不能自理，但头脑依旧清楚，表达自如。郑女士在父亲回来的一年半中，即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将父母接到自己家赡养，并请了保姆照看，母亲天天与保姆吵架，导致10天左右就得更换一次保姆。

　　郑女士无奈之下将父母送到了四季青敬老院进行赡养。从2011年12月至今，两位老人在四季青敬老院居住了5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她自认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另外，由于郑女士的父母结婚时属于再婚，所以郑女士有三名同母异父的哥姐，还有三名同父异母的哥姐，均在北京市城区居住。但他们对父母非常冷淡，很少看望和打电话，其中有3位几年都没有来看望父母，只有郑女士同父同母的妹妹与郑女士共同照料父母。因妹妹患有较为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所有照料和赡养父母的责任都落在郑女士的身上。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专人护理，郑女士每天都要到敬老院护理父母。

　　郑女士称，自2010年7月至今，她一直独自供养着母亲，并且支付母亲全部生活费和敬老院的费用，只有医疗费是她和妹妹各出50%。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在敬老院的费用逐年递增，目前父亲需要聘请专人护理，自己退休后养老金较低，无经济能力独自承担母亲的生活费、医疗费和敬老院的费用，因此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希望法院判决母亲将养老金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养老开支，不足部分再由郑女士与妹妹共同承担。另外，郑女士的母亲希望其他子女能亲近她，经常口头或书面承诺百年之后赠与其存款。自父亲回来后至今6年多的时间里，母亲的养老金1分钱也不舍得花，积攒下来以空头许诺的形式来欺骗其他子女。

　　目前，郑女士对母亲天天照料、日日护理，做到了女儿对母亲的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为了避免母亲在去世后爆发家庭矛盾，郑女士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希望法院通知她的三名子女到法庭，处理她的存款，以及明确全体子女尽赡养和照看义务。立案后，郑女士向法院提交了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大意如下：您已96岁高龄，自我父亲从成都回到我身边至今已6年多的时间里，您没有让我和父亲过上一天好日子，在经济上您常年盘剥我，因为我已经退休，自己的养老金不够替您缴纳敬老院的费用，您和父亲的敬老院费用一再上涨，您再不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我实在无力担负。

　　在精神上您常年折磨我和父亲，刚入敬老院时我父亲能够推着您在敬老院里走上一两圈，而现在父亲已经站立困难，需要有专人护理了。而我每天都去敬老院为您服务，从不间断地照顾您，也得不到您的同情。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突破伦理的底线将您告上法庭，为了请您重新规划生前余年，请您在法庭上重新指定监护人对您进行日常生活照料。在信中，郑女士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其他子女在五棵松的房子里照顾母亲，因为母亲是超高龄老人，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但母亲不愿用保姆，所以请母亲征求其他子女的意见是否对其进行生活照料和监护义务，如果有其他子女愿意对母亲进行照料和监护。

　　郑女士可以腾出其五棵松的房屋，但母亲必须在有子女陪同的情况下居住。而郑女士自己负责照看父亲。方案二是母亲仍由郑女士照料，但母亲需把国家给予的基本养老金放到敬老院财务室，由敬老院财务室每月从银行存折上划转基本养老金约3500元，不足部分由郑女士和妹妹共同垫付。同时，郑女士保证每周带母亲出敬老院去餐馆吃一次饭，买母亲喜欢的食物。郑女士在信中对母亲的存款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母亲把5名亲生子女都约到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出具存款单据，并说明除去日后郑女士和妹妹垫付的敬老院费用后如何分配、由哪位子女监管。

　　郑女士在信中称：“这件事必须办，坚决不能在您百年之后，您的其他子女向我索要您的存款。这件事也是我要到法院解决的重要原因，我不能让自己27年(从1989年您得脑血栓开始至今)照料您忍受了难言之苦和折磨，还让您日后给我埋下恶果。”郑女士向法庭提交了公证书、母亲写的字据、存折，以及敬老院工作人员、家政人员和邻居的证言，除详细说明家庭成员情况外，还证明母亲的养老金数年来1分钱未动，且母亲另有存款数十万元。此外，郑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给母亲洗脚、掏耳朵和带母亲吃饭的照片，以证明自己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在法庭上，郑女士的母亲仅在答辩时称，郑女士所诉事实和理由不清楚、不成立，但对证据未当庭进行质证。

　　法庭上，双方均表示不同意调解，调解工作陷入僵局。一周后，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调解，先是认真、深入了解了郑女士和其母亲的情况，发现郑女士和母亲以及郑女士的妹妹三人之间相处的还算融洽，郑女士对父母双方颇尽孝道，敬老院和街坊邻居也有目共睹。而老太太的退休金并不算低，但长年一分不动，加上其他存款，老太太已经积攒了有数十万元。法官耐心询问老太太为何如此，老太太犹豫许久吐露了心声。她考虑到自己与郑女士父亲系再婚，且双方之前均有其他子女，自己与郑女士父亲再婚后又有了两个女儿，而自己又与郑女士父亲离婚了。

　　郑女士父亲回京后又不肯与自己复婚，考虑到复杂的家庭环境，老了无人管的担心和恐惧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心底，所以才拼命攒钱，打算哪个子女对自己孝顺就把财产给哪个子女。最终双方经法官劝说，裂痕逐渐弥合，并决定回去仔细考虑斟酌。第二天，老太太交来了和解方案，为妥善解决矛盾，自己决定由小女儿即郑女士的妹妹赡养，所有养老金和存款也都交给小女儿保管和支配，但郑女士必须对老太太尽义务，对其他子女是否尽义务不做强求。郑女士随后也撤回了起诉。本案主审法官刘艳表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赡养标准应以老人的实际需求为限，并综合考虑家庭、子女收入、负担等因素。

　　本案中，郑女士母亲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在郑女士母亲能够独自负担的范围内，法院一般不会再对子女做强制性的要求。但需要明确的是，赡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满足，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赡养义务主要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即便是老人在经济上能够负担一部分或基本能自足，子女仍应履行“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义务。针对此种情况，法官才既劝说老太太不要过多地希望不在身边的子女尽多大的义务，而要珍惜眼前人，多顾及身边的、对自己正尽义务的子女的感受，同时也劝告郑女士和其妹妹多体谅老人的想法，告知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