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涉黑团讨债 真的是坏人都变老了？
2016年1月的一天，一群陌生的大妈们来到了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干校家属院。她们拿着扩音喇叭喊话、骂人，闹得人心惶惶。
因家属院南面要建高层小区，将影响采光，居民向当地规划局反映后，工地停工。几天后，这群大妈便来到这里。
有的大妈态度很凶，辱骂和威胁;有的大妈则“好心地”劝他们听话，让他们不要再和南面高层小区的开发商过不去。
家属院代表李高(化名)断然拒绝后，被大妈们用手指戳着鼻子骂，还有人推搡、拉扯衣服。李高不敢回骂、更不敢推她们，“万一哪个大妈突然倒地、装病闹死呢?”
2016年3月，当地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这些人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电话互通消息，帮人“撑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等等。
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侮辱、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
2017年7月5日，这个“大妈团”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当地人称她们为大妈“骂骂队”，还有人说她们是第一起“大妈涉黑团”。
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大妈之一高云(化名)因病而被取保候审。面对新京报记者，她说自己觉得委屈：“我们确实犯法了，但不是什么黑社会。”
商丘市政法干校家属院因其南面要建高层小区，将影响采光，与开发商产生纠纷，之后家属院被雇用来的大妈们骂了几天。
“关键是管饭”
参加几次讨债后，高云开始觉得，自己一个眼瞎的人也有了用处。
她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平原办事处刘庄村人，45岁时因糖尿病并发症，双目失明，陷入黑暗之中，变得什么也不会。
三四年前，高云跟着村里的一个大嫂，第一次帮人讨债。“我每天都没事情干，玩得好的叫去帮忙，我就去了，就当是好玩”，她说，“关键是管饭。”
那时，她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儿去了市区，高云独居村庄，生活不能自理，连吃饭也几乎全靠亲友。
请她们的老板是一个亲友，让她们去帮腔和助威。“村里几百户人大多沾亲带故，不管谁出现困难，肯定会互帮互助的。”高云的一个堂侄说，他家也常常帮衬高云。
后来，在这个堂侄有需要时，高云也去帮他讨过债。一般，请她们的大多是村里这些“儿侄辈”的老板们。
刘庄村是典型的市郊，距离梁园区政府、商丘市政府分别约5公里和10公里。眼看着市郊与市区间高楼越多、距离越短，建筑行业成为不少村民的谋生之业。对村民来说，打工的讨要工钱，包工的讨要工程款，这些早已见怪不怪。
今年7月底，记者走访商丘市内部分建材市场得知，前几年全国房地产行业出现较大波动，牵连商丘市内很多贷款或担保企业资金断裂、资金回收难，出现了很多经济债务纠纷。讨债难，民间因此出现了各种讨债群体和讨债方法。
“每笔生意都签有四五页纸的合同，规定限期付款和超期后赔偿等事宜，但还是一半以上不能正常收到钱款。”刘庄村一个卖建材的老板说，现实中没有超期赔偿一说，能拖个半年、一年催回全款就不错了。
这位老板说，他们出现民事、经济纠纷时，公安部门只要双方不打架、不闹事，就只能现场调解;如果去法院起诉、走司法程序，不仅时间周期长、成本高，且打赢官司也难得到执行。
讨债公司也不是这些小老板们随随便便就能聘请的。记者咨询商丘多家网络搜索靠前的讨债公司得知，这些公司收费一般按讨回金额的15%-40%左右收费，采取干扰债务人的企业经营、家庭生活等手段，暗示“难免需用点武力来威胁”。总之，收费高、动手闹僵关系、打人犯法，这触犯小老板们做生意的三条底线。
“只要老妇女，不要男的参加。”高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男人去讨债很容易打架，而她们这些人都是可怜的“老弱病残”，对方拿她们没有办法。
最开始去的几次，高云说自己没拿钱，觉得给亲戚朋友帮个忙，请个饭就可以了。
她说，有时帮人要到账后，对方会给她们每人一天发100元或200元钱。好处费多少，主要看“老板”大不大方。
高云每月领的低保不到200元。她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多年，没有什么其他收入。
“只要别人管一顿饭”，高云以为，帮人讨债不犯法，“我一个瞎子还能帮别人，我感到很荣幸。”
跳广场舞的病人们
2015年前后，老房子漏雨厉害，高云离开刘庄村，随女儿住进了市区。白天“听”电视，晚上等女儿回家做饭。饭后，她就去小区附近跳广场舞。
她在跳广场舞时认识了苏木香(化名)。61岁的苏木香和儿子一起住在商丘市区，每天在家也是做饭、带孙子、做家务。她的身体也不好，曾患上乳腺癌并被切除左乳，术后左手臂血管无法正常流通，导致现在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
在互相认识前，苏木香也跟着认识的朋友帮人讨过几次债。
“鼓励她晚上多去跳跳广场舞，也支持她和别的大妈一起去讨债。”苏木香的儿子说，他怕妈妈得病后想不开，在家也憋得慌，“帮个忙，相当于去玩，但交待过，不能打架骂人，动气了对自己身体不好”。
跳广场舞时，她们又认识了陈美(化名)和胡林文(化名)等人。这几人的家都比较近，除胡林文是男性外，其他人都是大妈。
其他几个人的光景也差不多。
陈美53岁，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四五年前离异后，和大女儿一家租住在城中村里，帮忙照看外孙;胡林文53岁，患有家族遗传病肺气肿，稍微走累一点就要引发哮喘，三四年前还把腿摔断了，现在走路还有点瘸，由于不便出门，平时在家照看80多岁的父母。
胡林文的姐姐说，陈美和胡林文曾是同学，但几十年来基本没有联系。两人从2015年开始恢复交往。胡林文加入，成为了这群大妈讨债团中唯一的男人。
高云觉得胡林文做人仗义，有次她病重时要头撞东西自杀，碰巧被路过的胡林文死死拉着，相当于救了她一命，两人也因此更加熟悉。
那时，高云还没有专门供盲人使用的语音辅助手机。当有人找到她帮忙讨债时，她就去找胡林文，借他的手机，或者直接请胡林文通知其他人。因为胡林文是男的，大多数时候不方便去那些“纠纷”现场，就为高云她们提供“后勤服务”。
几人认识后，关系网大了许多。更多不认识的人知道她们后，亲友托亲友、邻居托邻居地辗转找到她们帮忙。
“一般占理的才去，没事找事的不去。”苏木香说，这是她们“接活”的前提条件，比如去讨债一定要有欠条或合同。当然，她也承认，随着后来“业务范围”扩大，参与一些拆迁纠纷、医疗事故时，就没有坚持这一点。
渐渐地，她们在当地也有了点“名气”。根据一审判决书，公诉机关指控，从2013年至2016年，这群大妈团伙共有29次寻衅滋事行为。2013年1次，2014年5次，而2015年突然增加到20次。到了2016年，仅1月就发生了3次。
判决书称，这群大妈除参与各类债务纠纷外，还会被请去参与“医疗事故、宅基地纠纷、拆迁补偿、邻里争执等经济、民事纠纷”。
2016年3月左右，包括高云、苏木香等人在内的14人被当地警方抓捕。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负责侦办此案，该局警官李春光告诉新京报记者，该团伙涉案人员30余人，大部分是女性，年龄大都在50岁左右，最大的已70岁。
李春光还说，一般的成员按场次结账，每场200元左右，领头的多一些。如果去外地“出差”，报销来回路费、包食宿。如果有人因此进了派出所或者受伤了，出场费会高一点。
警方认为，胡林文是组织者，主要负责接活，也负责策划。陈美、高云、苏木香和刘某(为高云的同村亲戚)四人为骨干成员。
“占着讨钱的理，吵架时不能输”
直至被抓，这14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苏木香说，每次有人“接活”时，由“接活人”叫自己最熟的几个人，根据事情大小，一般去3、4人就行，偶尔才需要10来人。因参与次数不多，还有一部分人从没打过照面。
出发前，大妈们不用特别准备，各自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行。一般是老板带队过去，如老板不方便亲自出面，也会让自己的亲戚带着她们过去。她们自称是这个老板的亲戚或朋友，要求对方赶快把钱还了。
有时，对方早已提前“跑路”，找不到人。有时，一个钟头就解决问题。有时，要和对方磨上一整天或者几天。
如果对方和气，她们就和气说说。大妈们早来晚归，到了午饭时间，欠款方会“客客气气”地买来盒饭和矿泉水给“光临”的大妈们。
如果对方不和气，她们就开骂，“骂对方、骂他的家人”，当地土话中的“孬种”“你个鳖孙”都是常用词汇。
高云说，一般她们不会随便骂人，但如果欠钱的人都骂，那讨钱的人更有理由开骂，“对方老板欠钱不还，怎么还有理了?我们占着讨钱的理，被人专门请去，吵架时不能输!”
在记者面前，她不承认打架，“不打架，只骂架。”
然而，判决书显示，多名被害人及证人陈述，欠钱方大多受到大妈们强烈的辱骂和侮辱，表现为被骂、被恐吓、被吐口水、被惊吓至病，甚至被推搡、被撕扯或被殴打致伤，有的还导致工地停工、家庭无法生活、公司无法运营等。
被害人赵某陈述，2015年7月，八名中年妇女“朝其中一个村民身上吐唾液”，“见到女性就撕扯女性身上的衣服，见到男性就脱了自己的衣服往男性身上靠”。
被害人张某说，2014年7月份，其因房屋拆迁与开发商发生争执，后开发商找来十几名妇女，围堵其家门辱骂、恐吓持续六天，其中一妇女在辱骂过程中用手抓住他的生殖器，后来其去医院打针治疗花费1000多元钱，其母亲也因这些妇女闹事受到惊吓，于当年11月份去世。
一轮吵过、骂过后，大妈们也不走，待在那里。有凳子坐凳子，没有就坐地上或车上，大妈们几个人聊天、说笑。
“我们反正没事，就当在玩。”高云说。
到了吃饭时间，老板或牵头人领着一起吃饭。有的大妈需要赶紧吃药。高云麻烦点，她每天要注射两三次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存放。大妈群中唯一的男人胡林文，不便于去“纠纷”现场，这时就会赶过来送药。
大多时候，对方会报警。“有次警察同志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大妈也‘出警’啦?”说完，高云问记者，“我不懂法，但警察出动是为民除害，我们出动也是帮助别人。你说是不是?”
大妈们的“江湖”
“讨债天经地义，这样做也不犯法”，一位请过这群大妈的老板说，他们多年摸爬滚打得到的讨债经验是，“欠款人都是做生意的，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去多闹几天，总能逼出几万块钱。”
有时，这位老板自己赶到工地，拔掉工地电源，或堵在通道口阻止施工，但这样容易产生肢体冲突。更多时候，他让自己的妈妈、大姨、奶奶等，或邀请这群大妈，一起去对方家里坐着，一般两三天钱就能讨要回来。
苏木香的儿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商丘市里像她们这样的群体比较多，有的是艾滋病人带队，有的是盲人带队，有的是腿瘸的人带队，有的是老人带队，很多人还是同一个村的。
“今天我们去了，老板觉得我们不行，第二天改请另外一批人去。”苏木香有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更常见的是，被催讨的对方也会叫上一帮人来对付她们这群大妈。偶尔，两群人一打照面，发现相互认识，或者本来就是自己人。这时，双方会派出代表来调解，比如欠30万，可商量先还5万，其余的三个月或半年内还清。
2016年1月，市里一个工地上发生纠纷，她们也被请去。当地警察调解多次，但连闹几天，矛盾双方请到工地“助威”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后加上施工工人共有一两百人，事情越闹越大，出现小的肢体冲突。
最后，对方中跳出来几个“艾滋病人”，其中有一个男子，用钢筋把自己的头砸出血，边冲边喊“我有艾滋病，把血弄到你们身上”，一下就把苏木香、高云这边的人全部吓跑了。
这起事件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将多起案件串并、对比后，发现她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2016年春节过后，当地警方实施抓捕。
黑社会性质组织
2017年6月21日，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7月5日，14名主要成员被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中，胡林文为团伙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美、高云、苏木香和刘某(为高云的同村亲戚)为骨干成员，其余人为参加者，均为主犯。
一审判决一出，很多被告人家属表示不服：“怎么可能是黑社会团伙?判得太重了!”
根据《刑法》及立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性特征”，这四个特征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必要条伴，缺一不可。
14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或管理关系，都是谁接到活了就联系认识的人一块去，在受雇帮人助威、帮腔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辱骂、甚至撕扯等现象，但由于年龄和能力等因素没有称霸一方，所得费用也均不高，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判决书显示，对该辩护观点，睢县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经查，胡林文等人几年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组织，人数达十人以上，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胡林文，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有陈美、高云、苏木香、刘某，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此外，胡林文等人以非法插手处置各类纠纷以获得经济来源，“具备了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胡林文等人采取辱骂、殴打、侮辱、恐吓、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无故滋事、无事生非、逞强耍横，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胡林文等人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得商丘市区及夏邑、虞城范围内的居民谈‘骂骂队’害怕，一见‘骂骂队’就不敢与之纠缠，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性。故被告人胡林文等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警官李春光回应称：“‘大妈涉黑团’社会危害性大，已经具备涉黑涉恶团伙的特征，不应当因为其成员的性别和年龄加以特殊对待。”
1号被告人、组织中唯一的男性胡林文，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的苏木香被判有期徒刑5年。2016年初，她被发现乳腺癌已转移到肝上，现已到晚期。最近再次住院后，医生告诉她儿子，她最多还有一两年时间。苏木香的两个儿子决定不再上诉。
盲人高云被判有期徒刑5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觉得委屈：“我们犯法了，但绝对不是什么黑社会。”
目前，高云已上诉。一审时，因为没钱和觉得没犯严重的罪，没请律师。现在上诉，因为没钱，依然没请律师。
商丘市某行业协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这起案件凸显了政府部门对民间讨债行为治理难的问题，一是严厉打击很难有法可依，二是不打击又会助长了非法讨债的嚣张气焰，关键还在于寻找适当的处理方法。
7月26日，该案审判员睢县人民法院袁中勇法官称，一审判决出来后，14名被告人中已有12人提请上诉，目前该案已移交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